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第2/5页）

张悟本的许多信众就是患有“乱投医综合征”的人们，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为健康乱投医综合症”。只要说是对健康有益，无论怎么蹩脚的说法，无论怎么不合理的病因解释和不可靠的治病方法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接受。许多人接受吃茄子能消除体内脂肪的说法，是因为在下意识中知道，吃茄子虽然可能无益，但也绝对无害。这就像许多人到庙里烧香，并不是因为有宗教信仰，或者真的相信宗教人士的宣导，而是抱着“反正无害”的心理。烧香是用侥幸的心态来祈求在现实中难以用其他方式求到的东西，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放心”和“安全”。同样，许多人未必是因为讳疾忌医，才吃茄子和绿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悟本，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去医院，拒绝看医生，而是因为去医院、看医生对他们来说太昂贵，太困难。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帮了张悟本歪理的大忙。许多人在相信张悟本之前，先已经有了相信他和接受他蹩脚解释的需要。

一个无知的庸医，或者任何其他人，让民众上当受骗，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骗术特别高超，而是因为民众自己有上当受骗的心理定势，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又特别缺乏对如何防止上当受骗的指导。有意让别人上当，而又能够轻而易举成功，往往是因为掌握了群众的接受心理定势。有一次，一位教授朋友与我分享他的教学经验说，课要上得让学生觉得在似懂非懂之间，说得太明白了，学生就会觉得你太浅，没水平，反而影响不了学生。现在有的教授写的中文文理不通、奥涩难懂、佶屈聱牙，但却受到粉丝的崇拜，证实我这位教授朋友所言不虚。

歪理不仅能利用人们求放心，求安全，“反正无害”的心理，还能利用人们对“出气”、“解恨”、“痛快”的需要。如果能满足这类心理需要，哪怕一个人显而易见是在谩骂和破口大骂，哪怕他根本不是讲理，要解恨或痛快的听者也还是会觉得有道理。如果听着有道理，就一定能想出道理来证明骂得有道理。例如，2011年11月，孔庆东的“三妈”粗口事件后，许多支持者觉他的三字经特别“解气”，为了证明它的合理性，有人撰文把孔庆东“出口成脏”解释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分歧”，称“这场争议，说到底不是孔庆东与记者之间两个人的战斗，而是两种价值观的博弈碰撞出猛烈火花”。孔庆东本人就是这么来诱导别人的，事发第二天，他在“第一视频”网站公开表示：他骂的不是记者本人，而是“中国的汉奸媒体”。他说的“汉奸媒体”，指的是一些比较能说真话的报刊，他既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地反对新闻自由，那就必须把坚持新闻自由的媒体打成汉奸，把要求新闻自由的人们说成“暴民”、“内鬼”、“异己分子”，这样骂起来才会理直气壮。

以高尚的名义做丑恶之事，这能使本来是歪理的言论不但显得不歪，而且还特别的“正”。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歪理的歪理其实并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我们听不出是歪理的歪理。例如，“文革”时天天宣传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当时听起来并不觉得是歪理。今天回想起来，就不能不问：为什么那时候别人对我们讲歪理，我们并不觉得是歪理，反而还把歪理当成了“真理”？

与所有难以觉察的歪的东西一样，歪理是一点一点地歪起来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了纳粹蓄意利用人们不易察觉细微渐进变化的特点，把他们引向先是为虎作伥，继而大胆作恶的不归之路。茨威格分析说：“国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这种手段对青年人格外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