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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