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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一张桌子上，你可以找到纸和铅笔，’她说，‘不过，给一个死了的女人写信，有什么用呢？’

“‘这是最新式的做法嘛。’

“我拿了一张纸，写道：‘海伦，我在这儿。栅栏外面。今夜。我等着。’

“我没有把信封好。‘你能不能把这封信交给她？’我问那个女人。

“‘眼下啊，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的疯子。’

“‘能还是不能？’

“我把信递给她，她念了一下。‘能还是不能？’我又问了一遍。

“‘不能。’她说。

“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放。‘至少你别把它给毁掉。’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会再来的，如果你不让这封信送到我妻子手里，我会把你杀死的。’我说。

“‘没有别的事了吗？’那个女人问，从她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上，瞪出一双没精打采的、绿幽幽的眼睛瞅着我。

“我摇了摇头，走到了门口。‘她不在这儿吗？’我又回过头来问。

“那个女人直愣愣瞪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我在营里还要待十分钟，’我说，‘我会回来，到时候再问你。’

“我在拘留营的路上走着。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稍微等一会儿，再回到商店里去察看一遍。可是蓦然间，我觉得我那件无形的保护外衣没有了——我一下子变得又庞大又非常显眼。我必须躲藏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扇门里。‘你来干什么？’一个女人问。

“‘我是派来检查电线的，’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吗？’

“‘这里到处都有毛病。但从来就没有被修好过。’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雪白的罩衫。‘这里是不是医院？’我问。

“‘是的。你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的老板从城里派我到这儿来。检查线路。’

“‘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