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第8/20页）

想这些事儿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如果给她工资就是要她坐在咖啡间想事儿，那她就坐在咖啡间想事儿。再说了，她有多少年没空想事儿了——都快二十五年了吧。实际上，上次这样悠闲自在、漂漂亮亮、笑容可掬地闲坐的时候，就是看望爷爷的那一年。那时候，她也是身穿妖娆性感的白裙，一只脚轻垂地上，仿佛鸟儿的断翅，另一只脚有节奏地撑着摇椅，性感的电波射向四面八方——那时候看着身边的追求者，她也在琢磨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任纷飞的词语从脑海里翩然而过……难道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就很波动？果真如此，她该有印象呀。或许是那条白裙的缘故吧，每次穿上它，她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滑头、虚伪、爱咋呼的女孩，可想而知这条裙子占了她多少心思。此外，她还想了些什么？用“想”这个字恰当吗？她只注意到，自己的思绪跳跃得非常厉害，没错，她记得，自己爱挑刺儿，看到对方磨磨叽叽、腻腻歪歪的笑就不耐烦（现在她还经常遇到这种人）。

比如查理·库伯就是一个。她的加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友爱、同情的氛围，这是她维系家庭的润滑剂。她这么做——当然是下意识的——难道是因为那阵寒风？是不是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翻译，每天朝九晚五，领一份薪水，干着完全相同的活儿？是不是她已经发觉这样的生活不够理想？虽然其他翻译（四男一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他们还在工作，在翻译，在使用自己的技能呀，而她，凯特，却提升到别的岗位。是因为她乐于助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才被这个官僚机构一眼“相中”？他们清楚为什么选她做土耳其会议代表们的妈妈？他们说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她用葡萄牙语重复了一遍。

她部门的公用房间十分宽敞，里面摆了不少桌子——但不显拥挤，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最适合静坐休息：真想不到，这样一处人来人往的地方居然如此私密，比她贝克街公寓的那间房子还要私密，在那儿，同事晚上下班早上吃饭的时候总爱找她聊天。一句话，她很寂寞。她也觉得凯特·布朗善解人意。

但这儿呢——当然，这个地方的私密性已经慢慢消失，众多隐藏的样式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她常趁休会期间不用翻译时，冲进屋里拿块三明治，喝喝咖啡吃点东西，一切都那么随意。那里面的东西令她眼花缭乱。如今她已习惯了这里，坐在里面，忍不住矜矜自得地暗想自己在这一新阶层的种种优越之处。这些国际公仆，全都年纪轻轻，或者依旧年轻，或者即便已届中年，也是时尚之士，至于年老这一大敌已被押入大牢，永无翻身之日。看着进出之人身上的衣服、装饰，以及一屋子褐色白色黄色等等反差巨大的肤色，要想漠然处之，实非易事。多和谐啊！这一切多令人欣慰啊：人类的未来肯定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群体，人人态度友好，不争不抢，和蔼殷勤，即使坐在会议桌边开会，也只是在民族利益方面互不相让。

这里隐藏的性方式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一向如此：或情人或朋友，逢场做戏。

在这里干活的姑娘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有个词“黛比女孩”[2]说的就是她们，其实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我们用的都是黛比女孩，”查理·库伯老说，“个个都是活宝，全部都是，没了她们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呢。”她们到这儿来不是钓金龟婿的——可千万别，到时候她们会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是喜欢这份“有趣的活儿”。就是说她们喜欢和迷人的男士——当然还有女士——做伴，况且，弄不好还会被邀请到一个或多个国家工作呢。查理·库伯曾温和地抱怨：“说真的，有时我还以为这儿是高级人才交流中心呢。”他说的是姑娘们陪吃陪玩那档子叫人眼红的事儿，如果那算不得真正恋爱的话。对于那些在规定时间，有组织地一拨拨进入本栋大楼的代表，姑娘们可能是美食的领路人，看戏的良伴，没有附加条件的艳遇对象和最令人羡慕的秘书人选，可以带到国内，替纽约、拉各斯，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工作（都干不长，爱玛和珍妮还没适应那儿的生活就无功而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