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5/14页）

我点了点头。我刚从瑞典回来，和几个荷兰诗人一起去参加了哥特兰岛诗歌节。托马斯·特兰斯特姆坐在轮椅里，倾听诗人们的朗诵。我拿着行李箱，直接来到了店里，可是古斯配不在，去一个小广场上踢足球了。索菲亚指着西布拉克的方向，说：“在那后面呢。”我认识那个小广场，我和卢卡小时候也在那里踢过球。如今广场上画上了白线，有边线、进球线，还有中场。两边立着巨大的球门。

“他忙着踢球，只看了我一眼。进球后，便向我奔来，和我击掌庆祝。‘叔叔，你看见了吗？’他兴奋地大叫起来，‘是我用后跟进的球！你看见了吗？’然后就又奔向广场中，孩子们都跳到了他身上。每年他只有两个半月待在荷兰，却成了那些荷兰孩子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踢足球，”卢卡说，“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倒是见过。古斯配跑进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朋友都坐在外面，要请他们吃冰激凌，妈妈让他来问我。其实我心里不同意，不过也知道如果我答应，他会有多开心。那笑容，叫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是我在维纳斯见到的灿烂的笑容。那年古斯配六岁，住在外婆家，我去那里看他。六岁前，跟当年的我和卢卡一样，古斯配每年都跟着父母去荷兰，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要留在意大利了。索菲亚非常舍不得，每天都非常想念儿子。卢卡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整天忙着做冰激凌，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他的父母当年也没能把他带走，事实如此，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索菲亚无法忍受古斯配被送去寄宿学校的事实，那里的修女当年还打过我们，到了晚上卢卡就钻到我的床上来。索菲亚的母亲愿意承担起照顾古斯配的责任，每天送他去学校，给他做饭、洗衣服。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春天。四月里，天空湛蓝，洁白无瑕的白雪覆盖着山顶。我在威尼斯机场租了辆车，是一辆金属色自动挡的SUV。一下车，古斯配就冲到外面来。索菲亚的母亲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她的老公也出现了。古斯配跳进了我的怀里，手臂和背上的肌肉立刻因为小家伙的体重紧绷起来。

“叔叔！叔叔！”古斯配大叫起来。

我把他抱到空中，像个锦标似的举在面前，想：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我的，索菲亚和卢卡两人都在冰激凌店里。

古斯配笑了，眼睛、眉毛，特别是嘴巴全都笑起来。他换牙换得晚，乳牙还在，一颗颗洁白无比。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个灿烂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跟汽车的金属色和远处雪地里的阳光一起，形成了一道光的回音。

“叔叔！”

这些都是闪亮的记忆。我们都住在金子上，却无法企及。

“我当然很想他啦。”另一天晚上，卢卡在厨房里说，“冰激凌人的心可不是冰做的，也有期盼拥抱的手臂，也想把一个小男孩高高举起，丢向空中再伸手接住。可是店里实在太忙了，一直有事情做，脑子也一直转个不停。不管是冰激凌在机器里转动的时候，把冰激凌从汽缸里挖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食材装进机器里的时候。”

卢卡突然不说话了，看着盘子，里面装满了菠萝，等待着削皮，磨泥，丢进糖水里一起煮，煮完了还得过滤，放凉。我不知道卢卡究竟在里面加了什么，也许只是一点柠檬汁或者几个打成气泡的蛋清，好增加绵密的口感，吃在嘴里仿佛含着一团云朵。不过也可能是别的配料，我看见灶台上放着生姜和一把薄荷，简直跟炼金术一样。

“站在这些日光灯下，我时常想着我们跟父母分离的日子。”卢卡说，“修女们读我们写的信。只要念到我们想念父母，就会非常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