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记 羌江钓徒：沉河记（第2/13页）

他坚持在他的堂屋的神龛上供上“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在神位前还供着一个“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牌，虽然他早已不知道这位万岁爷到底是谁，只要有万岁牌就得到安慰了。隔些日子，他怕这个万岁牌蒙了尘，要斋戒沐浴后，把这个牌子请下来，刷洗得焕然一新。因为这是他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对于“民国”深恶痛绝。他反对有的人家把堂屋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牌子改为“天地国亲师之神位”，以“国”代“君”，连民国的年号他也痛恨。在人与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契约上，因为要民国的官家承认才具有法律效力，他无法反对写上“中华民国××年”，但是在人与鬼神和与祖宗的往来中，在一切正式的祭祀大典上，比如老祖宗上供时烧的纸钱包袱上，他却坚持写上大清宣统××年。他有他的解释：“在阴曹的祖宗，哪里知道人世已经反了正（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说法），不写上宣统年号，怕把钱汇到冥国去，祖宗收不到。”

他在他的堂屋的后房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在皇帝统治下当过官的祖宗传下来“肃静”、“回避”的牌子，特别是那顶盖满红须须，顶镶蓝宝石，还拖着花翎的清朝官帽，更是奉之如神。就是那顶早已破烂的四人抬大官轿，也还放在地上。听说刚反正不久的那几年，他每年都要把这两块牌子、一顶帽子拿出来，晒一下太阳，洗刷干净，甚至把官轿也抬出来整修一番，似乎他随时准备听候皇帝的召唤，要使用这些东西一样。后来看来皇帝再登龙位是没有希望了，他不再每年举行一次清洗大典，可是他还恋恋不舍地独自一人到那间房里去，抚摸那些神圣的东西，发一阵呆，最后叹息一回才出来。

他反对一切新的玩意儿。洋布、洋纸、洋书、洋烟、洋油、洋灯……他都拒绝使用。他还是用他的土粗布和本地绸缎做衣服，用他的本地黄色土纸写文书，看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吸本地的叶子烟，点本地的桐油灯。只有一样他作了妥协，那就是洋火，因为用这种火柴点火，实在比用石镰和火石打火方便得多。还有一样，是他极其嗜好的，那就是鸦片烟，鸦片烟本来也是从外洋传进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承认鸦片烟是来源于外洋，因为他说他的祖辈人早已抽这种烟了，明明是祖辈传下来的国粹，怎么说是洋货呢？

至于办洋学堂，讲新学，他更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大患，是想叫堂堂炎黄子孙臣服于夷狄之邦的诡计。他虽然无力禁止乡政府奉命办起来的官立国民小学，也无法阻止他吴氏大族的子弟去上国民小学，去读“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和“大狗叫，小狗跳”这种无聊的国文课本。他却有权力限定他吴氏大族里有身份、有教养的子弟，一定要在他以族长名义用祠堂公产兴办在吴氏宗祠里的义学。他除了请两个“冬烘先生”来讲书外，还亲自去给装扮成小老头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讲《大学》和《中庸》，讲点“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大道。我忝为吴氏的宗族子弟，就有幸或者不幸地被选进这个私塾去学习孔孟之道。我生性很笨，实在读不懂那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论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经》，“气之清，上浮者为天，气之浊，飞沉者为地”的《幼学琼林》，还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千字文》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而一心向往那些“大狗叫，小狗跳”的新学。特别对于私塾先生手中的那根用紫荆竹做成、还故意留着节疤的教鞭望而生畏。我对于强迫自动伸出手去，让先生打手心，强迫自动搬去条凳，自动脱开裤子让先生打屁股，当然更不感兴趣。起初我尽力逃学，后来干脆要求开除，才算解脱了我的厄运。不过有一点，至今不能忘记的是私塾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十张大字、一张小字，让我学到了能够到这个县衙门里来混饭吃的誊抄功夫，得以追随诸公之后，吃点老爷们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致饿死。这恐怕倒是我要向我们的族长感恩戴德的。这个宗族的私塾办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后来在祠堂门口偷看过，似乎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五个小老头，在那里一边打瞌睡，一边没精打采地念着“子曰”、“诗云”了。而这正就是吴老太爷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