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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塔斯拿出一根烟，用过滤嘴轻敲餐桌。“愚蠢的人声总是能毁了一切。”

侍者端来了另外两杯香槟，还有一道菜，叫“薰衣草汁浸比利时白芦笋”。

“我也从来没喝过香槟。”侍者走后，格斯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还有，我也没吃过白芦笋。”

我正在品尝第一口。“好吃极了。”我说。

他也咬了一口，咽下去。“上帝，如果芦笋总是这么美味，我也要当素食者了。”下面的运河里，有一条涂了漆的小木船朝我们划来，船上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金色鬈发女子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向我们遥遥举杯，喊了句什么。

“我们不会荷兰语。”格斯也喊回去。

另一个人把那句话翻译了喊出来：“漂亮的一对儿，赏心悦目。”

这里的菜肴令人惊艳，每上一道菜，我们谈话的热情就转移一分到食物上，逐渐演变成有一搭无一搭对美味的赞颂：“我希望这个意大利紫胡萝卜烩饭变成人，那我就能把它带到拉斯维加斯跟它结婚了！”“甜豌豆冰果露，你真是美妙迷人，出乎意料。”我下午要是饿得更厉害些就好了。

侍者上了意式青蒜土豆团子配红芥菜之后说：“接下来是甜点。还要再来点星星吗？”我摇摇头。两杯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对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耐受性都比一般人高，香槟也不例外；两杯之后，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还不至于晕头转向。但我不想喝醉。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可不是平时常有的，我想要记住今晚。

侍者离开后，奥古斯塔斯依旧扬起一边嘴角微笑，望着运河下游，而我往上游望去。可看的东西太多，因此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但我想要一切都完美无瑕。也许已经堪称完美了，但我总感觉好像有人努力把我想象中的阿姆斯特丹呈现在我面前，结果反而很难忘记这顿晚餐，包括这趟旅行本身，都是癌症福利。我只希望我们自在地聊天、开玩笑，就像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可面前这一切的背后却有某种紧张感挥之不去。

“这不是我参加葬礼穿的西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初得知我的病情时——嗯，他们告诉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可能。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胜算了，但我一直在想，这无异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是说，我要经历地狱般的六个月到一年，丢掉一条腿，可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不起作用，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不明白。我从来就是晚期，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生命，而不是治好癌症。法兰昔弗给我的癌症历程带来了几分模糊的可能，但我和奥古斯塔斯不同：在我确诊的那天，生命的终章就已经笔墨落定；而格斯则像大部分癌症幸存者一样，活在不确定性里。

“对了。”他说，“于是我从头到尾折腾了个够，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们在皇冠山公墓买了一小块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去转了一圈，我自己选了个地方。我把自己的葬礼整个都计划好了，最后，就在做手术之前，我问爸妈我能不能买身西服，嗯，真正的好礼服，万一我挂了，嗯。后来吧，总之，我一直没机会穿。直到今天。”

“所以这是你进棺材穿的礼服。”

“对。你没有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吗？”

“有啊，”我说，“是我为十五岁生日宴会买的一条连衣裙。但我可不想在约会时穿那个。”

他的眼睛一亮。“我们这算是在约会？”他问。

我垂下眼帘，感觉有点儿难为情：“别追问啦。”

我们俩都吃得好饱，但甜点太美味了——鲜美多汁、口味浓郁的百香果奶油布丁，不尝一点儿简直辜负人生，于是我们慢慢吞吞地吃着甜点，希望肚子重新饿起来。太阳就像个坚决不愿上床睡觉的两岁小孩，已经过了八点半，还到处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