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残酷、美丽和时间：论纳博科夫的《阿达》和《洛丽塔》（第2/4页）

纳博科夫仅用两句话就描绘出一家小地方的理发店，以及一位喋喋不休、总在吹嘘自己儿子的理发师。要使这两句话经典完美，至少得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他对细节的热衷和关注也丝毫不亚于契诃夫。纳博科夫也曾公开表示，他对这位作家心怀爱戴。在把心甘情愿的读者拉进那位“死去的儿子”的情节剧之后，作者立即收住这个话题，带我们又回到了亨伯特的世界。通过这个残酷、带有讽刺意味的话题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者对于理发师的痛苦没有任何兴趣。更有甚者，他还很有把握地认为，既然读者沉浸于亨伯特那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那么，我们对于理发师那个死去三十多年的儿子所抱的兴趣，不会比他更大。这样，我们的读者也因为那份残酷而怀有负罪感，这就是美的代价。我二十多岁读纳博科夫的作品时，常有一种奇怪的负罪感，还因为自己能克制这种负罪心理而滋生了一种纳博科夫式的自豪感。这就是我为小说的美，为我从小说中获得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

要理解纳博科夫的残酷和美，我们必须首先要记得，生活对纳博科夫是如何的残酷。他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在俄国革命之后被剥夺了房产和所有财富。（后来，他对此骄傲地声称无所谓。）离开俄国后，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在锡凯尔酒店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又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后来，他又从柏林赶往巴黎，并在德国侵入法国之前移民美国。尽管他在柏林时是一位完美的俄语作家，但一到美国就放弃了母语。他的父亲，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死于一次拙劣的谋杀事件，其情形与《微暗的火》中用无情的讽刺所描述的谋杀事件非常相似。纳博科夫四十多岁到美国时，他不但丢掉了母语，还失去了父亲、世袭财产和家人，亲人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能记得这些纳博科夫在真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磨砺，特别是他对洛丽塔、圣塞巴斯蒂安骑士和约翰·谢德所表现出的伟大同情心，那我们就不再会去“打落水狗”（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的话），批评他那奇特的恶意，谴责他那让自己放弃一切政治兴趣的傲慢，非难他那嘲弄甚至侮辱平常百姓粗鲁举止和庸俗趣味。

正如纳博科夫迅速结束了对卡尔斯比姆那位理发师的描述，他的残酷也透过精妙的细节展现出来：人生中的一切——自然、他人、我们的环境、街道、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不会对我们的痛苦和烦扰有所回应。这种意识让我们想起洛丽塔对于死亡的看法（“你完全算是你自己的了”），而洛丽塔的继父也很欣赏她的看法。读纳博科夫的深层快乐，在于我们能从中看到残酷的真实：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的逻辑并不符合。认识到这层真理，我们就会开始因为美本身来欣赏美。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支配世界的深层逻辑，发现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欣赏时，我们才能从手中的美获得安慰。最后，我们只能在纳博科夫精彩的对称、在他那自我指涉的笑话和镜像游戏、在他对光的赞美（这位自我意识总是很强的作家将这一特点称为“棱镜下的巴别”[2]）、在他那像蝴蝶彩翼一样美丽的文章中，找到对生活残酷的惟一辩护：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之后，告诉读者说，他惟一所剩的只有文字了，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信口开河道“爱情是最后的避风港”。

进入这种避风港的代价就是残忍，而残忍则会引起我刚提到的负罪感。纳博科夫的文章因残酷而美，但也因残酷而打折扣。亨伯特带着小孩般的一派天真追求永恒的美，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叙述者，这部精彩小说的说话人，总是想克服这种负罪感。但他那无畏的愤世嫉俗、聪明过人的讽刺，以及动辄回归过去、回归童年记忆的做法，却只能为这种追求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