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4/6页）

大约在父亲失踪一个月以后，我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秋良，凌田的瓶子后来怎么了。我们玩到一半停下来休息，在我们的草丘顶上，坐在槭树荫下喝着梅俐用两只茶碗送来的冰水。秋良不再有任何怪罪之情，让我松了一口气。

“悦子拿回去瓶子。”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姊姊真是救命恩人。不过现在每回她要强迫秋良做什么事，就以要向父母报告此事来要挟。秋良为此可谓吃足苦头。

“她也去房间。所以她跟我们一样坏。她不说。”

“所以没有问题。”我说。

“没问题，老哥。”

“因此你不用回日本定居。”

“不要日本。”他转向我笑笑，“我永远留上海。”接着他沉重地看着我问道，“如果父亲不找到，你必须去英国？”

这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从来不曾想过。我想了想才说：

“不回。就算找不到父亲，我们也永远住在这里。母亲永远不会想回英国。再说梅俐也不会想去。她是中国人。”

有那么一会儿，秋良兀自沉思，盯着浮在茶碗里的冰块。接着他抬头看我，粲然而笑。

“老哥！”他说，“我们一起住这里，永远！”

“没错，”我说，“我们永远都要住在上海！”

“老哥！永远！”

父亲失踪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如今认为影响深远。我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差不多已经把此事抛诸脑后，直到几年前，机缘巧合发生了一些事，不但让我想起这件往事，更让我首次明白，那天我目睹的事，其实别具深义。

那是“曼纳林案”结束后不久的日子，我着手研究我住上海那几年的背景资料。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的这项研究。我想，我的企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想以成人的角度，理解我幼年时期根本不可能明了的那些力量的本质。还有一部分则是想先打好基础，准备有朝一日要全心投入，调查有关我父母失踪的整个事件——尽管上海警方仍持续侦查，可是案子至今未破。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这方面的调查。其实，若不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敢说我早就动手了。

总之，如我所说，几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搜集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史料，还有摩根洋行的历史，以及当时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资料。我还多次写信到中国，请他们提供我在伦敦无法取得的情报。结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发黄的《华北日报》剪报，发报日期大约是我离开上海后三年。我的特派员寄给我有关租界港埠贸易法规变迁的报道——无疑是我要求的资料——不过，立刻引起我注意的，却是碰巧在剪报背面顺带剪进来的照片。

我把这张发黄报纸上的照片装进一只锡制的雪茄盒，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相片里头拍了三个男人在林荫大道上，三个都是中国人。外侧的两位着硬领西服，拿着帽子与手杖。中间那个胖男士则着传统中国服装：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正如当时大半的新闻照片，多少有点矫情做作的味道，而我的特派员几乎把左边四分之一的部分都剪掉了。总之，从我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刻起，这张照片——说得更精确些，中间那个人——就格外令我感兴趣。

我把这张照片，跟我那位特派员回复我的信件——他约莫在一个月后又答复了我更进一步的问题——一同放进抽屉里的锡制雪茄盒。信中他告诉我，那位着长袍、戴瓜皮帽的胖男士是王顾，一个军阀头子，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在湖南有不小的势力，手下养了一支三百人左右的杂牌军。与他的大部分同类一样，他在蒋介石掌权后势力大减，但据说身体依然安康，目前在南京城内某处还算舒适的冷宫中蹉跎岁月。我的特派员针对我明确的问题，答说他无法确定王顾是否曾经与摩根洋行有任何公开的关系。然而依他所见，我们不无理由怀疑，他在某个时期与该公司曾有往来。在那个年代，我的特派员指出，任何走长江水域穿过湖南运送的鸦片——或者其他值钱的货物——都可能遭受盘踞当地的强盗土匪抢夺。只有借助割据当地的军阀，才能确保货物平安，而像摩根洋行这种商行，自然极可能花了工夫跟这种人建立关系。在我儿时的上海，以王顾手头握有的兵力，他应该会成为特别受青睐的盟友。我的特派员在信末道歉未能提供更进一步的具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