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4/8页）

富裕地区的农民和地主则是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凭什么我们就该多缴税粮，别人就可以少缴？穷县地少人稀，税粮总额少一些不足为奇，但税率不该两样。事实上却相差很大。比如苏州府的田赋，大约占农村收入的20%，而山东曹县只占9%，溧阳更少，约在1%到5%之间。溧阳与苏州相去不远，税率之悬殊却有天壤之别，难怪苏州人心里要不平衡。况且，富裕地区哪怕只缴60%的税粮，数目也已远远超过贫困地区的总和，贡献已经很不少了。余下的数额，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结果，无论穷县富县，都只能收到六成的税粮，剩下四成的收缴，也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这个数目也是有讲究的。谁都知道，抗缴税粮是犯王法的事。田主既不能一点都不缴，地方官也不能一点都收不上来，否则便乌纱难保。但如果收缴了六成，已在半数以上，就不好说民抗税而官无能了。因为有这个数目垫底，大家都有恃无恐，则拖欠剩下的四成，也就成了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百姓缴纳税粮，在法定的数字以外还有约定的附加。比如粮米在转运储存的过程中难免有所损耗，碎银重铸为元宝也难免有损耗。为了弥补这些亏损，收缴税粮时就要有所附加，称为“米耗”和“火耗”。这些附加的“常例”，其实是各级官吏的额外收入，连海瑞也有一份，只不过海瑞宣布自己不收而已。但其他地方官则没有不收的。事实上一个地方官只要不在“常例”之外再巧立名目，就会被公认为清官。因为如前述，本朝官吏的薪俸极低，正二品大员的年俸竟然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根本就入不敷出。他们要想维持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额外的“灰色收入”。在京官，主要靠地方官的“孝敬”；在地方官，则少不了这一份“常例”。所以，这份收入，虽然认真说来要算贪墨，却又公认合理合法，至少正常，故曰“常例”。一种制度居然会导致“合法的贪污”，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问题了，但没有人敢对制度表示怀疑。

税民们虽然拖欠国家的税粮，却并不拖欠常例。地方官虽不能将税粮如数上缴国库，每年的常例却是一文不少。这样，拖欠剩下的四成税粮，就于民有利而于官无损，吃亏的只是国家。而国家吃点亏，是没有多少人心疼的。第一，国家庞大、富有，这点亏它吃得起。第二，国家崇高、遥远，吃不吃亏也不关小民的痛痒。再说，国家征收了这么多的税粮，却并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用于供养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供少数人挥霍。用于保卫边疆和兴修水利的并不太多，更从未想过将其用于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给广大纳税人带来好处。既然如此，我们缴那么足干什么？

当然，职责所在，地方官也要催粮催款。但是，当成百上千的户主一起用拖拖拉拉的方式来拒不纳粮时，没有哪一个地方官可以与之长期抗衡。大户人家因为有较硬的后台，一个七品县令也未必当真惹得起。至于穷苦无告的小民，也有他们的办法，那就是“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县官们固然可以将抗缴税粮者绳之以法，但法不治众，只能惩一警百。不过拖欠税粮既然是全体农户的共识，则这种惩治往往也收效甚微。然而旧税不清，就会成为新税之累。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将未收的部分予以减免，而能够为减免提出一个说法的地方官则被公认为“为民作主”的清官好官，“仁民爱物”的一方父母。这其实就等于鼓励拖欠了。最后，拖欠税粮就和照缴附加一样，成了“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