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4/6页）

保良这身打扮，路人怎不回头！他这样一身打扮站在了热闹的街头，站在了街头一侧的地铁站口。他从挎包里取出一张事先写好粗体大字的对折纸板，打开来端至齐胸，进出地铁站口的所有男男女女这时无不驻足，转头侧目。

纸板上写着：我想为我女友的母亲治病，请给我一点帮助！谢谢您！

他的脚下，放了一只空空的纸盒。他所要干的这件“最不要脸的事”，就是乞讨！

他的模样，他的穿着，他干干净净的头发和干干净净的面孔，和当街乞讨这种行径，风马牛不相及。

很快有人围观，有人惊奇，身前身后，全是窃窃私语。保良不知道自己的脸是白是红，他的全部神经都已麻木。他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人慷慨解囊，在他脚下的纸盒里投入了钱币。投钱的人多为年轻女性，也许她们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出于好奇；也许她们不为治病消灾这件事情，只为保良脸上单纯的表情。也许女人的心都是最柔软的，她们容易被这种爱情打动——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自己女友的母亲，不惜抛头露面，去做如此低贱屈辱的事情，她们或许从中发现了爱情的伟大，和这种行为应得的敬重。

第一天，保良换了两个地方，除了这个地铁站口，他还去了一家超市。从超市购物出来的人手里都有一些散碎零钱，比较容易获得施舍。当盒子里的钱足以把盒底盖住的。时候，保良会把盒子重新清空。塞进挎包的散碎票子经过晚上的清点，连保良自己都难以相信，他在街上仅仅站了三个小时，就得到了四百多元善款。照此推算，一个月靠乞讨所能挣的，竟不会低于上万。

他没想到仅仅到了第二天，情况就有所改变。

也许是头一天的乞讨有了一点轰动效应，第二天围观的人聚得更快更多，没用多久，便有胳膊上戴红箍的管理人员过来干预。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是学生还是无业，众目睽睽之下，保良当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单位，他所供职的东富大酒店，在省城声名显赫，是到访国宾的下榻之地，是上流社会的著名会所。一位东富大酒店的职工竟然沿街乞讨，当然会成为一个新闻，会使他的企业为此蒙羞。

于是，保良只好收摊避走，在讥笑和训斥声中，红着脸收起纸板纸盒，转移他处。

保良担忧得没错，这事会成为一个新闻。几天之后，保良因屡遭驱赶，只能游击到相对僻静之处，给纸盒投钱的人于是越来越少，倒有小报的记者寻踪而来，一脸诚恳地要和保良谈谈，想套出保良的来龙去脉和行乞的前因后果——你是大学生吧，你女朋友在本地吗，我们能不能找她聊聊，她母亲得了什么病？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故事登出来，为你们向社会募捐……你有没有找新闻媒体为你募捐，有没有在网上求助募捐？不过网上求助没什么大用，谁都知道网上骗子太多……

无论记者怎么追问，怎么诱导，保良始终不开金口，不为所动。

那个自称是都市早报的记者三十来岁，样子和言语也还正派。保良并不认为他是坏人，但绝对相信他能坏事。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被媒体曝光，对他和菲菲，对他的单位，都终将凶多吉少。

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周末和周六的晚上保良和张楠在一起吃饭并看了一场电影外，其余的休息时间他都这样穿戴整齐地上街乞讨。乞讨所得的数额每天不尽相同，多时一天四百多块，少时只有几块散钱。时间长了保良才体会到乞讨也不是个好干的事情，面子上的难堪到后来已不是最大困难，躲避城管、保安的驱赶和记者的纠缠，才更加需要操心。

乞讨给保良带来的，既有被同情的感动，也有被怀疑和讥讽的伤害。他强迫自己的脸皮越厚越好，碰上个别恶语谩骂的，只能学着忍气吞声。为了得到更多施舍，他甚至把乞讨从地铁站口搬进了地铁车厢，在拥挤的车厢中向近在咫尺的乘客端起乞讨的牌子，对乘客会形成一种难以躲避的高压，尤其是那些慈眉善目的女性，面对牌子上恳求的言辞和保良恳求的目光，总会有人拿出钱来。保良也知道这样的乞讨方式有点近于强迫，不太道德，甚至，令人厌恶。但纸盒里的虚实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更大的压迫，令他不免利令智昏。好在这种车厢乞讨的行为很快被群众举报，保良很快便被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扣留并带到地铁派出所进行训诫。严厉的训诫保良尚可承受，难以承受的只是，一天讨来的钱款全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