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一（第3/46页）

即便愚钝如我，我也知道我渐渐要察觉到的、已处于“领悟”边缘的东西，与我周围的实际情况性质不同。不同于我头顶上那些印度人（我想他们来自肯尼亚）活跃、忙碌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同于我听到的隔壁房间怀特教授和他家人的生活——他家厨房与我家的只隔一面墙。尽管那是一面厚墙，但两边都能听得真切。

没等我“领悟”，没等我去弄个明白，我客厅墙背后就有异样发生——这个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客厅外面是一条走廊。准确地说，我不可能听到多少东西。来自走廊的声音，即便是经常有人走动的走廊，声音也都是有限的。总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然后转到另一个地方：人们单独、成对、成群地从走廊里走过，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这条走廊通向大楼的前厅，先经过我家的门，然后是怀特家的门，接着绕到大楼底层东边的公寓。沿着走廊行走的有教授、他的家人和他家的来客、我自己和我的来客，还有东边两个住家和他们的来客。因此，走廊里总是有人走动。隔着坚固的墙，你常常辨认得出那些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会对自己说：“这肯定是教授吧？他今天可是够早的。”或者“听动静像是珍妮特放学了。”

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竟然容忍了在那面墙背后存在一个房间的想法，也许不止存在一个房间，甚至是一套房子，它或它们与走廊占据同一个空间，与走廊相重叠。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确信自己要离开这城市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听到的声音非常敏感，我还强烈意识到自己早就知道那种异常情况的存在。至于离开这个城市，当然每个人都一直有这种感觉。感觉到我们必须离开的，并非只有我一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前面说过的话：一个想法同时进入每个人的内心，而且当局的干预完全无效。也就是说，这并非由权威人士公开宣布，也不是来自公共讲堂、报纸、电台或电视。上帝知道各种消息，言论仍在不断地发布出来——但民众不接受这些东西，而是接受那种另类信息。总的来看，人们倾向于忽视当局的言论，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公开的信息依旧引起人们讨论、争吵和抱怨，但公开的信息拥有的是另一种影响力。假如我说公开的信息差不多被当成一种消遣？不，这么说也不准确。人们不按他们听到的做，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不按听到的做，除非当局强迫。但这种另类信息没人知道来自何方，这消息“流传着”，大家都付诸行动。举个例子，在官方宣布实行某种基本食品配给制之前几个星期，我在大楼前厅撞见梅塔先生和他妻子，这老两口都当爷爷奶奶了，他们正合力把一口袋土豆拖进门。我也屯了不少土豆。我们点头微笑，互相恭维彼此的预见。类似的情况还有：我记得自己和怀特夫人在主门前平坦的路面上互问早安。她相当不经意地说：“咱们没必要留太久的东西。”而我的回答是：“还有几个月吧，不过我同意我们该作点准备了。”我们谈论的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即我们得离开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公开的提示说人们应该离开。在这一点上，市政部门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正在变空。可能在前面提到了，其他征兆也好，别的短暂现象也好，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促使人们离开的理由不是单一的。我们得知南方和东方的各种公共服务已经停止，而且这种事态正在向我们蔓延。我们得知人们都已离开国家的那些地区，只留下成群结伙的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靠自己能找到的食物生活，诸如留在地里未收割的庄稼，以及各种设施停止运转之前逃脱了屠宰的动物。这些团伙或帮派刚开始并没有对少数不愿离开的居民施以特别的暴力和伤害。正像新闻广播所说，他们甚至与执法、治安人员合作。后来，食物变得更加匮乏，而且一旦有危险临近，便会立即引起人们逃亡。到了那个时候，这些团伙就会变得很危险。当他们穿越我们城市的郊区时，人们便往城里涌，避开他们可能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