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3/5页）

“艾利，你好吗？”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录像带，想跟他讲讲这件事，但又怕惹他烦心，于是骗他说：“很好啊。”

他没注意到我在撒谎：“今天发生了一件我根本意想不到的事，”他说。

大卫虽说已经五十好几了，可有时还像个热情洋溢的男孩；这也正是他吸引我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不觉看了看咖啡壶旁边那张他的照片；照片里，他一只手正插在那过早出现的白发里，那双蓝眼珠甚是明亮。“什么事？”

“我收到母亲老家一位女士写的一封信。”

“黑森林地区的？”

“就在弗莱堡6外面。”

大卫的母亲于3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才十几岁，是大屠杀7中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在美国遇到了大卫的父亲魏斯，魏斯却在战争结束后遇刺身亡。

七年后，她也死于一场车祸，因此大卫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寄养中度过的。成年后，他开始非常热心寻根；我们当初正是因为此事而认识，其过程迂回曲折而错综复杂。

“信中说她可能有我舅舅的消息。”

“莱尔的弟弟？”

“对啊！我无法相信，艾利，可她认为我舅舅可能还活着！”

我跌坐回沙发上：“可我还以为……”

“我母亲曾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正努力筹划，一定要逃出来。当然啦，这些话是你父亲跟我讲的；应该是我母亲给他看了那封信。”

大卫的母亲来美国后，很快就和我父亲相遇并且成了密友——这是我们复杂的共同历史之一部分。事实上，开始那段时间，他们还不单单是一般的朋友，我确信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寻常关系是大卫如此亲近我们父女的原因之一。在他心里，我们就是mishpocha：家人。

“总之，这位女士，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夫人，说村里有一位男士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问的那些问题让他们觉得，寄信人无论是谁，肯定都在那里居住过。”

“匿名信？”

“是的。但有这么个关键问题：写信人问到戈特利布一家的情况，并且特别问了去美国的那个女孩。”

“啊呀，大卫。”我顿觉两只胳膊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我知道，”他顿了一下。“欧洲这会儿还是半夜，不过明天早上做其他事情之前，我要先给弗里德里希夫人打个电话。”

“她讲英语吗？”

“我听不懂的部分，银行里有个人会给我翻译。”

“你再跟我讲讲……你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那边追溯母亲家族的情况，她帮了我不少忙；给我讲了有关我母亲及其家人的情况，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我给了她一张名片，你知道的，万一她想起别的情况，就好联系我。”

“可那封信不是寄给她的？”

“的确不是，是寄给她的一位邻居的。我想让他们给我传真一份。”

“等一下。”我将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有一个情况说不通啊。”

“什么？”

“你说那是封匿名信？”

“没错儿；怎么啦？”

“为什么会有人问一些问题——具体有关戈特利布一家的问题——却不留下自己的名字或是地址，好得到答复呢？”

“恐怕并非如此，可能是信上没有签名，但可能会有地址或是邮政信箱什么的。这也是我需要跟那个收信人通话的原因。”

“我猜也是这样。”我开始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可为什么要匿名呢？尤其是如果那人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话？”

“我也不明白，艾利。”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焦躁。“可你意识到没有，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吗？我……我可能还有自己的亲人，而且还活着！几十年音信杳无之后！”

我真想告诉他不要贸然下结论。那只是一封信而已，况且还是匿名的，谁都可能写那封信！说实在的，那封信来自他舅舅——或是其他亲人——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可他饱含感情的声音告诉我，他满怀希望！我不便再说什么，只好闭上了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