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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

我看到装订好的一小叠纸。标题页是用德文写的。

“后面附有英文译文。”

我翻到后面。标题是：

关于迪特里奇·温梅尔校官指挥的德国占领军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在弗雷泽斯岛上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报告

我翻过一页。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位于弗雷泽斯岛南岸布拉尼岬角的阿戈利斯指挥部第十观察所四名不当班的士兵获准下海游泳。十二时四十五分……

康奇斯说：“读最后一段。”

我以上帝和我以为神圣的一切东西的名义发誓，上述事件的描述精确真实。我亲眼目睹一切，但我袖手旁观，为此我引咎自杀。

我抬起头来。“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

“不。除非你认为自杀是好事。但它并不是好事。绝望是一种病，和温梅尔的病一样严重。”我突然想起了布莱克——他说什么来着，“宁愿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不让他长大了愿望得不到实现”。以前我经常用这句话来诱骗自己，同时也诱骗别人。康奇斯接着说，“你必须拿定主意，尼古拉斯。要么投奔游击队员，那个只知道一个字的杀人凶手；要么投奔安东。先观望后绝望。或者先绝望后观望。前者是肉体自杀，后者是精神上的自杀。”

“我仍对他抱有同情。”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觉得应该如此吗？”

我想念艾莉森，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同情她，就像同情出现在几英尺影片上的那位不认识的德国人一样。这也许是一种羡慕，实际上是一种妒忌，妒忌人家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两个人都已绝望至极，无法再观望下去了。而我却是精神自杀。

我说：“是的。他无法自拔。”

“你有病。你靠死亡活着，而不是靠生命。”

“这是看法问题。”

“不。是信念问题。因为我对你讲的这个事件是唯一的欧洲传奇故事，它代表欧洲的现状。一个温梅尔校官。一个不知名的反抗分子。一个安东夹在中间，来不及采取行动自杀了，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