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6页）

“不，不，我不是指那个。”波洛说，“我听说发生了一起事故。花瓶从您手里滑落了，掉到大厅的地上摔碎了。”

“哦，对。”罗伊娜说，“摔得粉碎。为此我非常伤心，我说过，那是一件结婚礼物，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花瓶。它够沉，装秋天的花束什么的也能稳稳的。我太笨手笨脚了。手一滑，它就从我手里掉出去，摔到了下面大厅的地上。伊丽莎白·惠特克小姐正好站在旁边。她帮我捡起了碎片，并把碎玻璃扫到一边，免得有人踩到上面。我们先把它们扫到了一座老时钟的后面，等稍后再清理。”

她询问地看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事件吗？”

“是的，”波洛说，“惠特克小姐怀疑——我觉得——您怎么把花瓶摔下去了呢，她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吓到您了。”

“吓到我？”罗伊娜·德雷克看着他，伴随着沉思，她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不，我不觉得我被吓到了，没有。那就是一时手滑，有时刷碗的时候也会发生，真的，就是因为太累了。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准备晚会、主持晚会什么的。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我必须说。我曾经那么觉得——哦，那就是累极了的时候笨拙的举动。”

“您肯定没有任何事吓到您？没看到什么出乎您意料的事？”

“看到？在哪儿？在大厅？我没看见大厅里有什么。那会儿大厅里没人，因为大家都在玩抓火龙，除了，当然，除了惠特克小姐。我觉得在她过来帮我清扫之前我都没注意到她。”

“您看没看到什么人，也许，正要离开藏书室？”

“藏书室……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的，我能看见那扇门。”她停了很久，然后用既坦诚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藏书室，”她说，“没有人……”

波洛很怀疑。她说这些话的方式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她没有说实话。她肯定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许门只打开了一点点，只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个人影。但是她否定得很坚决。为什么她这么坚定呢？他想知道。因为她一时不愿意相信她看到的那个人在门后做了什么犯罪活动？一个她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似乎更可能是——一个她想保护的人。那个人，刚刚度过童年阶段，她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