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4/5页）

不过这样也好，同情弄不好会压垮了她。实际上，她惊骇不已的状态被拉长了，她的各种情感简直全都付之阙如。要她做什么她完全照做，毫无怨言，问她什么她都一五一十地回答。她这种缺乏自觉情感的表现更加重了人家对她的怀疑。在副司法官的办公室里，人家还恭维她的陈述如此精确而又富有逻辑的一贯性，完全避免了容易导致歪曲真相的感情用事。那位官员冷冷地总结道，“根本就不像个女人的陈述。”她身后还发出几声窃笑。虽说他们确定无疑，并不相信她犯下了任何罪行，大家对她的态度仍旧像是她已经被副司法官本人的定性——而且特意翻译给她听的“肆无忌惮的淫乱”给玷污了。在他们的盘问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抑或不过是她的想象？——她出现在这样一种犯罪当中在他们看来实属理所当然，就像一个纵火犯出现在了别人纵火的现场。

同时呢，他们向她描述这次犯罪的时候，又彬彬有礼地将它当作司空见惯的无聊琐事般归入一个既定的类别当中。这个特别的部门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处理过好几宗这样的犯罪，当然细节上容或有不同。一位制服笔挺的高级警官在候见室给玛丽端来一杯咖啡，紧挨着她坐下来后，给她解释了几点此类犯罪的基本特征。比如，受害者由加害者公然展示出来，并且显然对其有身份上的认同。还有，加害者在准备工作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细心周到——他扳着指头一一细数偷拍照片、备好麻醉药、把公寓里的家具都卖掉，还有事先把行李都收拾好；而另一方面又是任性胡为——他再次一一列举——像是把剃刀留下、预订航班以及持合法的护照旅行。

这位警官的列举还要长得多，不过玛丽已经没心思去听了。他最后轻拍着她的膝盖总结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好像被抓住、受到惩罚就跟犯罪本身同样重要。玛丽耸了耸肩。这些“受害者”、“加害者”、“犯罪本身”等等的字眼都毫无意义，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她在旅馆的房间里把衣服叠好，放进他们各自的箱子。因为他的行李箱里还有点多余的空间，她就把她的鞋子和一件棉布外套塞进了科林的衣物当中，就像当初他们来的时候一样。她把手里的零钱都给了那位帮他们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把那几张一直没有寄出的明信片夹在护照的最后几页中。她把剩余的大麻都碾碎了，扔到面盆里冲了下去。傍晚的时候她跟两个孩子通了个电话。他们都很友好，但也很疏远，好几次要她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她能听到在他们那头开着台电视机，而在她这边，她听到她自己的声音通过听筒传过去，一心想骗得同情和关爱。她前夫过来听电话，说他正在做咖喱饭菜。她星期四下午会来接孩子们吗？她能不能更精确一点？打完电话以后，她在她的床边坐了很久，阅读她机票上那些小字印刷的附属细则。她听到外面传来机床持续切割金属的声音。

在医院门口，穿制服的警卫越过她头顶草草地朝那位官员点了下头。他们走下两段楼梯，然后沿一条凉爽、冷落的走廊朝前走。每隔一段距离，墙上都装有红色的消防软管的滚筒，滚筒下面是一桶桶的沙子。他们在一道有面圆窗的门前停下来。官员请她稍等，先进去了。半分钟后，他为她把门打开。他手上拿着一札文件。房间很小，没有窗户，有浓重的香水味。由一根荧光灯管照明。有一道双开式弹簧门，上面也有圆窗，通向一个更大的房间，可以看到有两排带罩的照明灯管。横在房间当中的就是托着科林的一条又窄又高的长凳，旁边还摆着个木头凳子。科林仰面躺着，被床单蒙着。那位官员熟练地把床单撩开，朝她瞥了一眼；当着尸体和官员的面进行了正式的身份确认。玛丽签了字，官员叹了口气，识趣地悄悄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