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书店之今昔(第2/8页)

江户时代(1603-1867)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京都牢牢占据出版中心的位置,那时候的图书,也多由寺院或官家所刻,非商业经营性质。江户初期,仍是京都独大,中期以后,江户、大阪与京都竞争激烈,而在佛教、美术工艺等书籍方面,依然难追京都。直到皇权复古、明治迁都,京都出版业才真正衰颓,难追昔日隆盛。

江户时代的出版物极为丰富,其中,佛教类图书约占半数,其次是儒学书籍与汉诗文集,这些被视为最正统的书籍,呼作“物之本”。绘本、御伽草纸、好色本、女训书、料理书、旅行书等老少妇孺咸宜的趣味书,呼作“草纸”。此外,还有开本较小便于携带的“小草纸”,以及“一枚摺”,即“瓦版”,多见于祭典等活动,类似新闻速报。

幕府初期,并不禁行好色本(艳情作品),书肆可公然售卖,书籍目录亦不避讳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坏乱风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应禁行。宽政三年(1791),幕府整顿社会风气,实行抑商重农之策。学问方面独崇朱子学,禁阳明学,同时禁用奢侈品,禁浴场男女混浴,禁私娼艺妓,整肃出版物,艳情书刊被重教化、讲义气的物语故事取代。这些变动对不同领域的作家命运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曾经极有人气的流行作家山东京传因作品多涉风月情爱,被处以刑罚,作品刻版也尽遭焚毁,而赶上时代风潮,专写侠义小说的曲亭马琴则一时炙手可热。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堺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1702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

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