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序言（第4/6页）

为了它的第一个美国版，安·兰德重写了这本书。“为了此次出版，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编辑，”她在1946年版的前言中写道，“但尽量保持了它本来的风格……没有添加或删除任何理念或事件……这个故事保持了它的原样。我提升了它的面孔，而非它的脊梁或精神；这两者本来便无须提升。”[16]

直到年近四十，直到已经精通英语并完成了《源泉》的写作，安·兰德仍然没有彻底满意于自己对风格的控制。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她的早期作品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过度描述；有一次她告诉我，当某个观点（或某种情感）已经充分客观地表达过之后，她有时却还是不太确定。到了1943年之后，她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英语上都已成为胸有成竹的专业人士，于是重新拾起了《颂歌》，其后又拾起了《我们活着的人》。凭借如今成熟的学识，她开始修订这两部作品。

多年后她说，在编辑《颂歌》时，她主要关注的是：

精确、明晰、简洁，并且消灭一切社论式的，或略显华而不实的形容词。你知道，尝试使用那种半古体的风格非常困难。有些段落太夸张了。实际上，在某些地方我为了风格而牺牲了内容，纯粹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我在完成《源泉》之后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完全控制我的风格，也知道该如何通过简单并直接的方式获得同样的效果，而不必与《圣经》太过相像。[17]

有些人想知道，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该如何实现“精确、明晰、简洁”——除了这些，我还得加上“美”，因声与义的完美结合而产生的美。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在这一版中附上了英国原版《颂歌》的一个复印件，其中的每一页上都有安·兰德为美国版所做的编辑性修改，全都是她亲笔所写。抛开“圣经体”这一具体问题，如果随着阅读的深入，您一边研究她所做出的修改一边问“为什么”，其实，您可以从写作这件事里学到的东西永无止境——无论是安·兰德的写作还是您自己的。

在努力思考的那段岁月里，关于自己的艺术，安·兰德学到了很多。当然，关于其他的更多方面，她同样学到了很多，其中包括如何应用她的哲学。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作为一个人，她是不可改变的。在苏联想象《颂歌》的那个孩子，与近三十年后对它进行编辑的那个女人有着同样的灵魂——而又过了三十五年之后，她仍然为它而感到骄傲。

1936年，也就是写作《颂歌》的前一年，她勉为其难地为《我们活着的人》这本书填写了一份宣传表格。在这份表格里，可以为她的这种不变性找到一个小小的例证。这份表格要求作者们阐述自己的哲学观。时年三十一岁的她这样开始了她的回答：“让我的人生成为它自身的理由。一直到两百岁，我都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你生活的目标并加以追寻。我崇拜个人，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的最高可能性；我厌恶人类，是因为他们没能实现这些可能……”[18]

当我偶然发现早在1936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安·兰德便已列举出的这些特征时，我不禁想到了洛克的朋友奥斯顿·海勒(12)对洛克所做的一番评价(13)：

我经常想，他是我们之中唯一获得永生的人。我指的不是他的声誉，也不是说他永远都不会死。而是他正在永生。我觉得，他是永生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你知道，人们都渴望永生，但是他们正和生活过的每一天一起死亡。……他们改变，他们否认，他们反驳——而他们把这叫作成长。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被留下来，没有任何东西不被逆转，不被背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过实体，只有一连串形容词在一团不成形的东西中忽隐忽现。他们连片刻都没有拥有过，又怎么能期望得到永生呢？但是霍华德——你可以想象他永远存在。[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