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想象（第3/7页）

他调戏玛丽的话总是和丈夫有关。“今天早上我替你想了一个人。”他会这么说，“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她紧闭嘴唇，发出几声冷笑，随之喷出一股愤怒的喘息。她的脸红了，红得不是一般二般，身体在椅子上猛然抽搐，压得椅子发出吓人的轰轰声。勿庸置疑，她享受这些玩笑。这些不合情理的荒谬婚配，肯定会被我妈妈说成是残酷的玩笑。对一个老姑娘开男人的玩笑，残酷，没有礼貌。不过，在爸爸家里，他们一直拿这个话题取笑她。还有别的可说的吗？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博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

晚饭的时候，屋里暗下来，尽管白天的时间已经拉长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电。后来很快就通电了，大概是第二年的夏天。不过那会儿，桌子上有一盏酒精灯。爸爸和玛丽·麦奎德在火光中投下了巨人般的身影，他们脑袋的影子随着谈话和笑声笨拙地摇来摆去。我没看他们人，我看着他们的影子。他们问：“你在做什么美梦？”其实，我没有做梦，我在试图明白面前有什么危险，解读侵犯的迹象。

我爸爸说：“你想跟我去看陷阱吗？”爸爸沿着河岸布置了一条诱捕麝鼠的陷阱路线。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花好几天，好几夜，甚至好几星期在丛林里待着，沿着瓦瓦娜什的溪流来来回回。那个时候不光是抓麝鼠，还有赤狐、野生水貂、貂鼠，所有入了秋，皮毛就变得昂贵的动物。春天唯一能抓到的就是麝鼠。他结婚以后安定下来以务农为生，只留了这一条线，即使这条线也只存在了几年。这一年大约是最后一年了。

我们穿过田地。这块田去年秋天用犁翻过了。犁沟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但其实不是真正的雪花，只是一层轻而薄的冰渣，就像结了霜的玻璃，脚后跟一踩，便分崩离析了。这块地位于下山的缓坡之上，通往河边的岸滩。一些篱笆墙已经被沉重的积雪压塌了，我们跨过去就行了。

爸爸的靴子走在前头。对我而言，他的靴子是独一无二，格外熟悉的，仿佛是他本人的一个信号，如同他的脸。当他脱掉靴子，靴子就搁在厨房的角落里，散发出一种综合了肥料、机油、黑泥浆的气味，腐烂的碎屑一条条镶嵌在靴底上。它们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暂时分离，它们在那儿等着他。它们有一种顽固的，毫不妥协的表情，甚至还有些冷酷。我想这种冷酷，和随时准备开玩笑的机敏以及谦恭的态度一样，都是爸爸外表的一部分，是他的脸上浑然天成的搭档。冷酷也不会让我害怕。爸爸总是会回来的，从我们并不知晓的地方，回到我和妈妈身边。

比如说一只麝鼠在陷阱里。开始，我看见它在水边浮动，像一种什么热带的东西，黑压压的蕨类植物似的。爸爸把它拉上来，毛发便不再飘动，而是粘在了一起。蕨类植物变成了一条尾巴，连着一个老鼠的身体，滑溜溜的，还在滴水。它的牙齿露了出来，它的眼睛在头顶，死气沉沉，呆滞阴暗，像洗过的鹅卵石一样闪着光芒。爸爸晃荡它，它急速打转，冰冷的河水雨点一般落了下来。“一只漂亮的老老鼠。”爸爸说，“这是一只老鼠王，这么大，你看它的尾巴！”然后，大概是觉得我害怕了，或者只是想给我看看样品的真正魅力，看看完美的机械设备，他把陷阱从水中拎出来，和我解释怎么用。老鼠的脑袋立刻就被拖了下去，仁慈地溺死了。我没明白，也不是太在乎。我只想摸一摸它浸泡在水里的僵直的身体。这是一个死亡的证物。但是我却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