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影子找影子(第2/4页)

还是会憋不住的

如果没有《绿杨村》书末的几段叙述,兼之如果我不曾捧读再三的话,恐怕很难理解:那个笔下总有“关八爷”一样走北闯南、冲州撞府的英雄的司马中原,何至于要借一女性的角色写此缠绵的故事?他之所以这样做,与苏东坡强持红牙板有没有一点儿相像的态度呢?他这样语带按捺不住的轻嘲写道:

十几年来,我怀着悲悯的心,从报章上,读了很多很多属于这一时代的美丽哀凄的故事,日月潭写过,澄清湖写过,碧潭写过……怪那些美丽的少男少女们情痴么?却也正像碧琴表姊那样:轻轻地咳,微微地喘,患上那么一点儿软软的小病。

这段话听来,已经与书前作者所托“生长在北方大家闺阁的”幼如这位“多愁善感的”叙述者微有扞格。再看接下来这两段:

这里没有大舜弹过的石琴,没有从凄寒北国飞来的大雁,我与其说想念着碧琴表姊,不如说想念着那些锻炼我长大的荒辽、野犷的故事。

你懂得烟在云里写的字么?那些袅袅的奇异的篆文?那该是无风的承平日子里的故事。而火车上的浓烟从不写那样的故事,它们轰隆隆地劈破荒辽,那迎向长风的烟柱,是青年们滚滚不歇的怒吼,几个人唱着,几个人和应着,更多人唱着,更多人和应着,卷成一股悲沉沉的、愤怒的狂潮,溢出车厢,和天地相连……

关西大汉终于憋不住了,变脸了。司马中原在长达十八万字“迷离如烟的黯色情境”(《绿杨村·序曲》所谓)之后,终于撕开幼如的腔调,颠覆了孟家宅子里大表姊、二表姊用“一点儿软软的小病”所编织起来的闺情阁怨;三表姊则“到四川去了”——不消说,是搭乘冒着“迎向长风的烟柱”的火车去的。因拒婚而导致小儿女悲剧的大哥自然是要献身于大时代史诗的——“那位未来的嫂嫂还在豫北前线上,没有回到后方来。从大哥那儿看过她的相片,她穿着紧身的衫子、马裤和马靴,大哥说她的马术很精。”

司马中原明明看不起“在这妩媚的南国,坊间肆上,陈列的尽是软软的抒情,幽幽的梦”,却仍要欲盖弥彰地加上一句:“那也不是撷自现实人间么?”然而十八万字吴侬软语、纤柔娇弱的“拟具小儿小女之姿”正是一种苏东坡《水龙吟》式的宣告:老子也照样可以风,可以花,可以雪,可以月!

腔调的确常可以被取材与修辞决定,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语言策略。作为语言策略,小说的腔调容有完全对反的功能和意义:读者或为之催眠而越发融入文本表面的情感;或有所警醒而幡然侦知文本内在的讽刺。两者在小说家那里是并存的,在读者那里却只能摭拾其一——要么,随之歌哭;要么,付之讪笑。

也许是破绽

即便是高明的语言策略,装扮的腔调也会有不慎滑走的时刻。在本文的第一段引录文字中,司马中原用了“灵目”和“透视”这两个词汇,与上下文之柔肠寸断显然格格不入;就好像苏东坡的“梦随风万里”一出,杨花的气魄、格局就猛地大起来了一样(即使沈际飞在词评中强作解人地替东坡文饰:“随风万里寻郎,悉杨花神魂。”仍遮不住关西大汉藏在红牙板后面的豪眉壮目)。“梦随风去也”不好么?杨花如此轻薄,何庸万里为?

“灵目”、“透视”、“万里”也许是破绽;徐推而细敲之却不是为了发现腔调的破绽。反而是在腔调的破绽显现之后,我们对那些作家向未言明、言而未明乃至不屑言明的意图,得着了灵目般的透视,可以追踪万里。

离谱与不离谱都有讲究

腔调既成腔调,必是有来历有谱系的。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大林版)有这么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