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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想，这很可能只是两个字，这时他想起了麦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担心。他知道，到最后，不过就是地鼠杰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声喊叫。

“‘有个烂苹果，吉姆，’老总说，‘把别的苹果也弄烂了。’”吉姆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的声音僵硬起来，他的态度也僵硬起来。“他不断地说着他用淘汰的办法，从头调查起，几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说，剩下了五个可能性。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他说，‘是高层的五个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给我喝了一杯酒，我们俩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学生那样约好用什么暗号。我们用了《锅匠、裁缝》这首儿歌。我们坐在公寓房间里，一起想出这个暗号，喝老总请我们喝的那种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无法脱身出来，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后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馆门上用粉笔涂写，或者在电话中向布拉格常驻站长大声嚷嚷，我也得把那两个字传给他。锅匠，裁缝，士兵，水手。阿勒莱恩是锅匠，海顿是裁缝，布兰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穷人。我们不用水手，因为与士兵同韵。你是乞丐。”吉姆说。

“我现在还是吗？对于老总的这个想法，吉姆，你是怎么看的？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一种军人的固执口气重复说，“以为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地鼠——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你还是相信了？”

“没有！老天，老兄，你怎么——”

“为什么不相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们总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觉。我们把别的单位的人搞成我们的地鼠已经够多了：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英国人忽然成了例外呢？”

史迈利感到吉姆的敌意，便打开了车门，放一些冷空气进来。

“走一走怎么样？”他说，“可以走动走动的时候，没有必要窝在这里。”

不出史迈利所料，走动一下以后，吉姆说话又流利了。

他们是在高原的西端，只有几棵树耸立着，其余都砍倒在地了。有一张结了霜的长凳，他们没有坐下。没有风，星星很亮，吉姆继续说下去时，他们并肩走着，一会儿走近车子，一会儿又离开车子，总是吉姆跟着史迈利的步伐。有时他们停下步来，并肩站在那里，凝望下面的山谷。

吉姆首先谈到怎么去找麦克斯，采取了什么伪装手法，不让圆场别的人知道他的使命。他放消息说，他搞到了一条线索，可以找到苏联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译员，他用以前用过的工作名字埃利斯订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但实际上他却飞到巴黎，改用哈耶克护照，搭班机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布拉格机场。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在候机室弄清楚了火车时间以后，发现还有两个小时空当，就决定慢慢晃晃，看看在去布尔诺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背后跟踪。那年秋天那里的气候很不好。地上已经积雪，天上还正在下雪。

吉姆说，在捷克，要察觉是否被跟踪一般不是问题。安全部门一点也不懂街头监视，大概是因为历届政府觉得没有必要畏畏缩缩的。吉姆说，他们往往到处布哨和停车，像艾尔·卡彭34一样，吉姆要找的果然给找到了：黑色的斯柯达汽车和三个戴软毡帽的壮汉。在寒风里，要发现他们稍微困难一些，因为车辆开得慢，行人走得快，人人都用围巾捂着鼻子。尽管如此，他在走到马萨里克车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称的中央车站之前，一点也不担心。吉姆说，但是到了马萨里克车站，他从两个排在他前面买车票的女人身上得到了警告，这完全是靠直觉，而不是靠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