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2/10页）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评剧。听见有人敲宿舍的门，我也懒得起来。门被推开了，方先生出现在门口，这可让我没想到。他有点喘着粗气，羊皮帽子夹在腋下，左手提着一台浅蓝色的录音机，至少有三十来斤重（那时候轻便的盒式录音机还很稀罕）。在他冒着热气的脑门上，一个大痦子非常显眼，旁边还落着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围着一条厚厚的灰色羊毛围脖，显得他好像没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赶忙从床上跳下来。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小赵，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上课呢？”

“我病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你不能走路了吗？”

“走两三步可以。”

“那好，你现在能说能听，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课。”

我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椅子挪近了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说：“我们从第四课学起。”

我不情愿地从床头摆着的单层书架上取下课本。

“翻到第三十一页。”他说。

我找到了第四课。他接着说：“请跟我读：‘这是一只蜜蜂。’”他用舌尖舔了舔厚厚的上嘴唇。

课本上的这句话印在蜜蜂的图形下面，我跟着他读出来。那画得哪儿像蜜蜂啊，活像一只牛蝇子。

“这是一棵白菜。”他拉长了声念道。

我又念了白菜画下面的那句话。我们一块练习了一些简单的句型变换—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然后再变回来。我一边跟着他学，一边琢磨着他为啥要这么积极主动地来给我补课。

做完了朗读练习，他插上电源，打开录音机让我听一位英国人朗读这些句子。方先生咔嚓咔嚓地按着按键，在录音带上翻来覆去地找着准确的位置。他对我说：“这段课文你的同学们每天要跟著录音练习至少两个钟头，而你却一个单词也不念。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离退学就不远了。你在浪费你的才能。”

“我没有学英语的才能。”我说。

他扬起粗长的眉毛，平静地说：“其实学外语并不需要才能，需要的只是坚持和勤奋。你花的时间越多、越努力，你的英语就越好。这没有什么窍门。”

那位英国绅士的标准发音终于响起来了。每句话的后面都留有让学生朗读的一段空白，我只得跟着绅士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句子。方先生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很快宿舍里就烟雾腾腾。我跟著录音机把课文朗读了好几遍。这次补课整整持续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我的一个室友回来睡觉他才离开。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我们把小窗开了好一阵，才把屋里的烟散出去。

可我没想到他第二天晚上还会来，看到他又出现在宿舍门口，我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我是在装病，可是我逃课碍着他啥事了？他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一定恼恨得要命。如果我继续不上课他会不会期末考试的时候让我过不了关呢？说实话，把我分到外语系也不是他的过错。他肯定是把我当作头号的捣乱分子了。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嘴里念着英语句子，也不知道都是啥意思。

第二次的补课比上一次缩短了一小时，让我有些欢喜。方先生临走时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英语。可是你想想：在这个学校里有啥专业能让你将来分配个好工作？去年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上了去非洲当翻译的工作。他俩从非洲去欧洲就像去趟哈尔滨一样便当，每天都吃牛肉奶酪。咱系的另一个毕业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建设》当英语编辑。省政府的人事处每年都跟咱们要人。咱们送去的学生不是干外贸、文化交流，就是分到外事办。现在他们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了。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可是你英语不好，只能眼看着别人把好机会都捞走。现在只有学好英语才是最实用的，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