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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马普尔小姐点头表示赞同，“确实非常清楚。男士们总能做出如此出色的备忘录。”

“你同意我写的内容吗？”我问道。

“哦，是的。你做得很好。”

然后，我问了她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马普尔小姐，”我说，“你怀疑谁呢？你曾说过有七个人。”

“确实是这样，我是这么想的，”马普尔小姐心不在焉地说，“我期望每一个人都会怀疑不同的人。实际上，我们也明白他们有嫌疑。”

她没有问我怀疑谁。

“关键是，”她说，“每件事都必须给出解释，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你的推测与每个事实吻合，哦，那么，就一定是正确的。但做到这一点极为困难。如果不是因为那张便条……”

“便条？”我惊讶地问。

“是啊，你一定记得，我告诉过你。那张便条一直困扰着我。莫名其妙，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当然，”我说，“现在已经找到解释了。便条是在六点三十五分写的，写这张便条的是另一个人——凶手，凶手将六点二十分写在信头，是为了让大家误解。我想，这一点确定无疑了。”

“但即便如此，”马普尔小姐说，“还是不对劲。”

“为什么呢？”

“你听我说，”马普尔小姐急切地将身子凑过来，“我告诉过你，普罗瑟罗太太经过我的花园，走到窗前向内张望，她没有看见普罗瑟罗上校。”

“因为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我说。

“就是这里不对。当时是六点二十分。我们一致认为，他不会坐下来以后还说到六点半他就不再等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坐在写字台前呢？”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慢慢地说。

“亲爱的克莱蒙特先生，我们再把这个案子从头过一遍。普罗瑟罗太太走到窗前，她认为房间里没有人——她一定是这么认为的，否则她绝不会去画室见雷丁先生，那样做不安全。既然她认为房间里没有人，那么，房间里一定声息皆无。这样就有三种可能，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

“第一种可能是，普罗瑟罗上校已经死了，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他刚到五分钟，她或我都可能会听到枪声。其次，他是否在写字台前也是个难点。第二种可能当然是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便条，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一张完全不同的便条。便条上绝不会说他不能等了。至于第三种可能嘛——”

“是什么？”我问道。

“哦，第三种可能，当然就是，普罗瑟罗太太是对的，房间里真的没有人。”

“你是说，他被领进房间后又出去了，后来又回来了，是吗？”

“是的。”

“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马普尔小姐有些困惑地摊开手。

“这就意味着要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这个案子。”我说。

“我们经常不得不这么做——对任何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没有回答。我在反复考虑马普尔小姐提出的那三种可能。

老太太轻轻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我得回去了。很高兴能和你聊聊天，尽管不是很深入，对吗？”

“实话跟你说吧，”我为她取来披肩，说，“我觉得，整件事就像一个令人困惑的迷宫。”

“哦。我可不这么看。我想，总的来说，有一种假设几乎与每件事吻合。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有巧合的话，我想，可以允许有一个巧合。当然，多于一个巧合就不可能了。”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指的是这个理论？”我看着她问道。

“我承认，我的理论有一个瑕疵——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哦！如果那张便条是什么别的东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