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