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第2/3页）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小说，对个人经验、社会性事件以及虚构性想象更为依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程度也大大提升。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它所描绘的对象，都开始全面摆脱民间故事的影响。你很难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具有严肃社会视野的作家，会在作品中穿插什么民间故事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福楼拜等人所开创的现代小说道路前进，人为地将小说与民间故事脱钩呢？当然不是。即便在俄国，还是有一些顽固分子沉浸在民间故事的氛围中不能自拔。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列斯科夫和布尔加科夫。前者专意于民间故事，后者则更关注民间神话。这样一种非主流的、与民间故事保持暧昧关系的作家，在今天反而备受关注。对民间故事的重新利用，对当代小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学术界认为是布尔加科夫的后继者，而《百年孤独》与民间故事的关系，作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滋养，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金瓶梅》出现之前的中国章回体小说，与“讲史”或史传一类的作品关系密切。《三国演义》与其说直接取材于正史（比如说《三国志》），还不如说是在大量历史传说、民间说唱和戏曲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西游记》中的佛教传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在小说成文之前早已在民间流传了很多年，有相当多的“故事底本”可资利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之所以没有像《金瓶梅》、《红楼梦》那样，在作品中穿插大量民间故事，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本来就扎根于民间传说与故事的土壤之中。因为它们还算不上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品，所以无须在“现实故事”（主体叙事）与民间故事之间建立联系。

《金瓶梅》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中国章回小说中第一部直接描述社会现实境况的作品，它所面对的显然是全新的课题。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民间故事体叙事中摆脱出来，利用《水浒传》的部分情节来结构全书、将明代的社会生活假托于宋代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主体叙事之外穿插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则是另一个例证。因此从《金瓶梅》的写作来看，它深刻地反映出作者既想摆脱民间、历史故事的束缚，同时又深陷其中的复杂纠缠。这种叙事方式上的新旧交织，完全可以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金瓶梅》中所穿插的大量零散故事，几乎都是在宴席及聚会上经人物之口讲述的。应伯爵本人就是讲述这类故事的高手。也就是说，《金瓶梅》既然将笔触聚焦于现实生活，而日常交往又大多以饮食宴乐为基本场景，那么人物在酒席和聚会上为活跃气氛而讲述的故事被记录在作品中，也完全可以说是 “写实”或“纪实”的需要。只要想一想今天社会的“段子文化”在日常聚会中的流行，我们当能理解《金瓶梅》作者在作品中穿插大量零散故事的必要性。《红楼梦》对饮食宴乐、酬唱聚会等基本生活场景的依赖程度，远甚于《金瓶梅》，曹雪芹沿用《金瓶梅》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模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既然作者将这些由人物讲述的故事大量穿插于作品之中，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故事的修辞功能，以便让这些故事与作品的意蕴和主题建立联系。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中，这些被插入的故事所承担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以讽刺（暗讽和反讽）的手法强化主题之外，还有道德说教、情节过渡、铺垫、增加叙事的波澜与趣味性、刻画人物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