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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去了北达科他州参加追悼会。（住在新泽西州的妹妹西西莉亚是搭火车去的，她继承了母亲对航空旅行的恐惧。）该流的眼泪也流了。也聊起了旧日时光，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有对那个人的愤怒——撞死他们的那个人——很快他就要入狱。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我父母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环绕我的庞大空虚感。

不止于丧亲。那是一种拉锯式的不满，在来来回回地切割我自以为是的神经束。有时甚至在最明媚的情绪里，我都能意识到它。把眼睛从美好生活上挪开哪怕一秒，就看到它在那里：与其说是抑郁，倒不如说，是对你所作所为的不祥的小小怀疑；不是困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么问太生硬，但的确是循着这条思路。所有这些努力与神伤，所有这些喜悦与苦难，所有这些忙忙碌碌，所有这些东西——一千个头条，十万次谈话，电子邮件，开会，纳税申报，保证书，账单，隐私声明，伟哥广告，捐款号召，选举周期，每天报道的战争，拿着空酒瓶去垃圾场，补牙和体检，箍牙和朗诵会，吉妮的情绪，我的情绪，孩子们的情绪，足球排位赛，水管工的付费单，连续剧角色，更换机油，守丧，婚礼，给花坛浇水——所有这些，我开始自问，到底都通往哪里？通往国道上一辆撞毁的别克吗？然后呢？上天堂吗？

好吧，我是旧观念的拥趸，相信一个人如果活得正派，以后就能升上天国。我不反对。但是有时候，在搭乘通勤火车回家，经过哈莱姆区的公寓楼时，或者娜塔莎和安东尼沉迷于IMing聊天的时间太久，我叫他们放下手机，好好完成一场家常便饭的疯狂现代仪式时，或者只是手里拿着一杯黑皮诺，站在朋友50岁的生日派对上时，我都能感觉到这股突如其来的疼痛，顺着我的皮肤划开，我就像患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流感。只有一刻，只在一瞬，它就能刺破我生活的闪亮外壳，就像一把剑从接缝处刺穿铠甲。

即使在父母过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这种感觉。但在那一天之后——2月7日，北达科他州一个严寒的周二——就好像有一层幕帘被拉开，日常生活的杂事和愉悦都被衬在疑惑的背景下比照。目的，计划，更深层的意义，我能信任谁来告诉我？治疗师？本地部长？还是比我多活十年、见过更多世面的网球搭档？我发现自己不只在夜里睡觉前琢磨，去上班的路上，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电视时，跟孩子讲话时，甚至，有时候，就在吉妮和我刚刚做完爱时，也在琢磨。

所以，我估计，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让我完全做好了这场非凡冒险的准备。如果我胆敢用上帝视角来观察，那么在我看来，生活总是如此运作：你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诚挚的方式问某个问题，答案就会浮现。但是，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那个答案会根据它自己神秘又神圣的时机来到，而且通常不以真面目示人。它的到来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不愿要它，或者一开始就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