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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种特性遗传到我身上了。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你身上的部分丑恶单纯属于你自己。但有一部分是学来的，或者遗传来的。而且，说来也怪，自我意识的监视似乎对它无效。不过，这好像没多大事——你的脾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对孩子们缺乏耐心，对伴侣的卑劣，吃太多，在工作中或网球场上作一点弊，在家人上床睡觉时看色情视频，或者每隔一天的午餐时间开熘，去“女孩！女孩！女孩！”喝上一杯，都没多大事。我们给自己的小嗜好和不算小的违规找借口。我们让它变得合理。它们是批判思维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批判思维也能原谅它们。

你能做的，我认为，只有判断你的哪些恶魔是不伤人的，哪些是真正的麻烦，然后找出勇气全力对付后面那群恶魔。如果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你能在DNA里筑起一道水坝，把这种东西挡住，不让它们遗传下去，或者以更弱的形式遗传下去，那么，至少依我看，你就能死得安详了。

但有沃尔沃仁波切陪着我，被困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高速公路的世界级交通堵塞里，我没法安详。在冒了几分钟的烟，尝试过克制却发现做不到时，我走出车外，开始在路边发脾气，那样子有点腰鼓舞的架势，安东尼以前管它叫“沮丧”。我抱怨着瞎转，一边踢起中央隔离带的草皮，一边看着山顶，说些类似于这样的话：“真好啊。真完美。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坐啊坐。真美啊。是开始他妈的旅程的最好方式。”

因为我妹妹的上师坐在那里，安稳得像一块挡泥板，没有认同，没有叫板，没有怜悯，甚至都没有在意，我发作的时间比平常要久几分钟。连尖啸的救护车都没有让我消停。

最后，我们的前方有一点小骚动，司机们扔掉香烟，爬回他们的驾驶座上。我又叨叨着诅咒了我的霉运几秒钟，然后回到座位上，甚至都没有看仁波切一眼。我们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辆车接着一辆，并道，一点一点地挪动，直到我们经过了耽搁的事因——一辆车前部的三分之一被撞得稀烂，人行道上满是玻璃，司机的车门半开，像是被扯开的，方向盘上方是一块星形的碎挡风玻璃。一辆中型卡车也撞毁了，车头冲着错误的方向。第三辆车侧翻在右路肩下的沟里。当时，除了愚蠢和羞愧，还有近期我一直感觉到的，那挥之不去的空虚感的低语。只是低语。

仁波切正在拨动他腰带上的一串木珠。他说：“你现在不需要离开快速路了，再也不需要了。”

但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