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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等了10分钟，同时跟一个路人核对确认，真的只有一个欧马里礼堂，而且我们就站在它的前面。然后我拨通了玛丽·德雅尔丹的号码。

“嗨，我是奥托·林林。我跟沃利亚仁波切一起旅行，我们现在在欧马里礼堂，他准备演讲，可这里没有别人啊。”

“你们现在人在那里？没收到我的口信吗？”

“什么口信？”

“有个时间冲突——今晚大学有另一场重要活动——我们决定把仁波切的讲座挪到明天11点。”

“晚上11点？”

她大笑：“不，上午11点。是我们早晨环节的最后一场活动，会议以午餐结束。没人通知你们吗？”

“你打的哪个号码？”

“我不知道。我是给最初和我们敲定活动的那个人打的电话。”

“是个声音有点平缓的女人吗？在新泽西？她让你每句话重复两遍，好让她正确记录？”

“听起来没错。她说会把口信带到。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没多大事儿。我们会明天11点过来。还有，酒店的房间非常好，谢谢你。”

仁波切当然觉得这件事最好笑了，我不得不说，在内心里拿惯用台词数落西西莉亚大概60秒之后，我挤出了一个笑容。我已经对自己发过誓，不能在圣人面前再次发作，直到那时我都做得很好。“好吧，我猜，你会想回旅馆做晚间冥想吧。”

仁波切微笑着摇头。“不，今晚我们出去，我的朋友。”

“去哪儿？”

“去找美国的乐子。”

“美国乐子？你是看电视了吗？”

“随你选，我的朋友。”

美国乐子，我心想。美国乐子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场电影？如果真是这样，看什么样的电影？《绝命摧毁4》吗？还是应该去玩落袋台球？或者我们要去绅士俱乐部里扔几百块钱？“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之后，我的思绪卷回过去，像个8月里傍晚时分的中年男人，拿着长柄网兜站在自家游泳池的边缘，孩子们在房间里相安无事，家中的女人在书房硬木地板的垫子上做着瑜伽，他伸手出去，远远地伸向他纷杂头脑尽头那处朦胧的蓝色中心，终于捞到那里的一片浮叶。在那种亮度，他几乎看不到叶子，或许说完全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就在那里，记得几分钟之前见过，当时光亮尚好，他伸手出去就像是出于本能，网兜往下一捞，把它带了回来，水现在干净了，他的工作完成，职责尽到，可以休息了。

“仁波切，”我问，“你想去打保龄球吗？”

“好啊，”他说，笑得太开，以至于皮肤都被挤到他的光头头顶，“非常乐意。”继而，是一阵短暂的沉思。“这个波零（保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