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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转过脸去。男人们很不舒服地看了我好几秒，然后其中一个说：“扯淡呢？”

“不是扯淡。他明天要在圣母大学做演讲。他在全世界演讲。”

“真扯淡。”男人又说一遍，这次不是疑问句了。他上下打量着仁波切，过了一秒钟，把保龄球移到左手，用奇怪的恳求姿势伸出右手，就好像准备鞠躬一样。我们能看到他的小臂内侧有个蛇盘绕在剑上的文身。“那来个赐福怎么样？”他对仁波切说，“你知道。就是好运的那种。怎么样？”

我一度以为他是在嘲讽，现在真正的麻烦要来了。他的身后，朋友们都在微笑，不过像是一些伤痕累累的小孩准备把昆虫五马分尸的那种微笑。

仁波切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不然至少也是不形于色。他伸出手，勐力地跟第一个男人握手，一边微笑，一边对其他人点头。

“是啊，”一个女人说，“他的罪恶需要被宽恕。”

这句话让蛇形文身的男人笑了，其他人也爆发一阵干咳的哄笑。

仁波切松开男人的手，看着他，向前靠近了半步——我本来准备阻止他的——然后他把双掌放在男人的肩上，开始用某种语言念诵某种祷文——奥图克语，一定是——听起来像寒冷的西伯利亚溪流溢过石头。当然，没有人理解，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语调，就像蜂蜜，像融进歌里的爱，安静、完全无畏的简短唱诵，能安抚一只背对悬崖、奶头边挤着三只小崽的母狼。持续了或许有20秒钟。结束时，仁波切后撤一步，鞠躬。蛇形文身的男人原地僵住了。然后在他参差不齐的眉眼间，绽放出了孩提时代有过的笑容，在他的所见所闻尚未夺走他一切之前，在世界尚未露出獠牙、咬他一口之前的笑容。他那样微笑着，看着仁波切，然后他记起了自己本该是谁，把保龄球换回另一只手里，说，“嘿，谢了，老兄。你这人行啊。”他身后的女人提起粉球，把它递过来。

剩下的夜晚——仁波切和我打了两轮——一直平安无事。我们旁边的咒骂声停了，我觉得笑声也不那么刺耳了。最好的是，仁波切居然对十瓶保龄球彻底着迷。最后，他已经打得相当好。他会上前一步，稍微一跳把球送出去，然后把手扶在膝盖上蹲下，专心地看着它慢慢地轰隆滚下球道。当它撞上球瓶时，他会直起身来，几乎要跳起来了（作为一个中年男人，他格外柔软），他一拍手，然后脸上带着最幸福的笑容转向我，走过来让我解释得分。

飞车党比我们早几局结束保龄之夜。四男两女直接把鞋拿回柜台，但仁波切打保龄时，蛇形文身的家伙朝我走来，说：“嘿，他叫什么来着？”我告诉了他，提到书店里有他的书。男人的绿色眼睛朝仁波切移了一下，又移回来，说：“他是真的有料，老兄，不是吗？”

我说，我觉得是。

在回圣玛丽旅馆那十分钟车程的路上，仁波切似乎都在发光，他太开心了。在一个停车标志处，我扫一眼过去，看到他正目视前方，咧着嘴巴笑得正欢。我想他一定是因为与文身男人之间的峰回路转而高兴，但当我们开进停车场时，他说：“波零（保龄）是极好的美国乐子。谢谢你，奥托。”

我想问他，他对男人说的是什么，给了什么样的祝福，但我只挤出一句，“你去吃早餐的时候敲我的门”，然后各自进了门，我看着他走下过道回他的房间，确保门卡能用为止。

等他安顿好之后，我熘回外面，从后备厢里拿出他的书，带回屋内。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前几章足够有趣，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惊喜。然后在第十九页，我无意中读到这几段，读了四遍。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灵性的境遇就像一个决定开始弹钢琴的小男孩。男孩喜欢钢琴，喜欢碰到琴键时的声音，喜欢小小的手指贴着象牙的感觉。或许他认识什么人，或者见过什么人弹得很好，这启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