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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她会……喏，这幅图画里有符号——要了解它们，你得学习很多年——但符号显示，她现在确实就要来了。”

“我很高兴。”我说。就像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大灾迫近时我似乎也有预感——又一场战争打响，又一个核武器暴君的出现，又一场酝酿在即的种族冲突——但通常紧接着这些预感的，就是类似我在箭牌球场的感觉：一切都会没事的。这是美国，我们是一直朝更大、更富、更愉快的未来发展的。世事会撼动我们——战争、暴动、游行、暗杀、恐怖袭击——但我们稳定、饱足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势头，以及我们攒下的巨大美德、慷慨、头脑和能量，会让我们渡过难关。

“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刻，”仁波切继续确信地说，“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危险，你要知道，不是会死，不是那个。在另一个方面对我们危险。灵性的。”

你看了日间电视，我几乎要说。

“但现在，很快，就会转好。”

“好啊，我很高兴。”

“你想让我指给你看，你在这幅画的哪里吗？”

“什么？”我突然很难站住脚。听起来很蠢，我知道，但我答应过如实述说，不管听起来蠢不蠢，可不可能。仁波切说了那句话，我的腿开始颤抖。

他发出小声的、夹杂黏液的轻笑，我在我们相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听过。他仍扣着我的手臂。他把我向图画推近了一英寸，一根粗手指点到一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存在，一个穿袍子的家伙高居在其中一座蓝色的山坡上，在较低层次存在的右方。很难确定，但这家伙似乎是在读书还是写字，膝头里放了一本书还是一捆纸。我看看仁波切，他脸上有超大的浅表微笑，但后面有忧郁十足的东西。

“不可能，”我说，“那个人是黑发，我的头发是棕色的。”

他的头往后一仰，放声大笑。他扣在我左臂肱三头肌上的手像铁钳一样。“但他的微笑和你很像。看啊！”他说，笑声渐渐减弱。

就算那家伙在微笑，那也是世界上最细微的微笑，足足有一英寸的十六分之一吧。

“你不信。”仁波切说。

“坦白说，对。”

“非常不好，奥托！”

“好吧，我只是在跟你实话实说。这幅印刷品的原画很可能是一百年前画的。”

“八百年前！八百！”他松开我的胳膊，举起八根手指。

“那就更是这样了。我当时又不在。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呢？”

仁波切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在那一刻，是一张可怕的脸，坚硬坦诚，脱下了平常文雅社交的外衣。他似乎在试图告诉我关于他自己、关于我、关于人生的事，却没有用话语。“你没看到，是吗？”他最后说。

“没有。”

这似乎让他一瞬间暗淡了。他点点头，没有中断眼神接触，然后怪异地伸手揽住我，一个飞快的拥抱把我重重地拉向他。

我从他的拥抱中松脱出来时，正准备告诉他，他从一开始就高估我了。我根本不是一个多好的灵魂，我不特别，我更加极其不可能有个神奇的外甥女，或者被选中做什么对拯救世界或者摧毁世界必不可少的灵性工作。尽管他感知敏锐，但找错人了，仅此而已。或许西西莉亚误读了她的一个视像，把我安插了进去，而事实上，仁波切应该被介绍给在帕特森扫人行道的那个人，坐在宾州加油站附近的那个家伙，墨西哥餐厅外面卖冰棒的人，或者今天给我们点菜的栗色女人。完全就是个错误，我正准备告诉他，该停止这种蠢事了。我应该买单，带他去演讲。忘了功课吧，我想说。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我只是在箭牌球场呐喊的人群中的一个。普普通通，十足的美国人，并为此骄傲。太过富有、软弱、畏怯，不敢在任何人身上标上灵性的印记，除非是我自己的狗和孩子……还得在心情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