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2/6页）

那天以后，安田先生每周都邀我去立松茶馆给他陪酒。他请我次数太多，我没法每次都去。但我们认识三个月后，一天下午他送了我一件和服。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这件和服做工并不精细，丝织质量欠佳，颜色过于艳丽，花和蝴蝶的设计也很平常。他要我在下一晚见面时就穿在身上，我答应了。但当晚我把和服带回艺馆时，妈妈在楼上看到我手上的包裹，就拿了过去看个究竟。她一看到袍子就嗤之以鼻，还说她不会让我穿着这么难看的东西出去见人。第二天，她就把它卖了。

当我发觉她干的好事，就鼓起全部勇气对她说，这袍子是送给我的礼物，不是送给艺馆，她卖掉是不对的。

“当然这是你的袍子，”她说，“但你是艺馆的女儿。艺馆的就是你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听到这话，我义愤填膺，再也不想看她一眼。至于想看我穿这件袍子的安田先生，我对他说因为这袍子的颜色和蝴蝶图样，我只能在早春穿，而眼下已经是夏天了，他要看我穿，只能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听了倒也不很失望。

“一年有什么？”他说，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看着我，“我愿意等更长的时间，就看我能等到什么。”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安田先生把啤酒杯放到桌上，这动作让我红了脸。他过来拉我的手，我把手给他，以为他是想用双手握得长久些，但我没想到他马上把我的手按到他唇上，接着又深情地吻我的手腕内侧，我连膝盖都感觉到了。我想我是个柔顺的女子，至今一直大体按照妈妈和豆叶的话去做，甚至在别无选择时还听初桃的话。但是对妈妈的恼怒和对安田先生的喜爱让我当即决定，我要做这件妈妈明确不准我做的事。我让他半夜在这家茶馆见我，然后我就走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

半夜前，我回来了，对一个小女仆说，如果她肯让安田先生和我在楼上的房间里呆上半小时，不让别人来打扰的话，我就给她一小笔钱。我在黑暗中等在那里的时候，女仆拉开房门，安田先生一步跨了进来。他把他的呢帽扔到垫子上，甚至不等门关上就一把将我拉起。我们紧紧相拥，感觉如此心满意足，好似长久挨饿后吃到的一顿饭。无论他把我抱得怎么紧，我都把他抱得更紧。他的双手熟练地探过我衣服的缝隙，触摸我的肌肤，不知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我不是说，我和他一起就完全没有和将军之间的那种笨手笨脚，但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和将军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小时候，勉强爬上一棵树去摘最顶上的那片叶子。直到我达成目标，整个过程都是小心翼翼，很不自在的。但是和安田先生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自由自在地冲下山坡。过后，我俩精疲力竭地并排躺在垫子上。我撩开他的衬衫下摆，把手放在他肚子上，感受他的呼吸。我一生中从未和另一个人靠得这么近，虽然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为了医生或将军，呆呆地躺在床上是一码事，和会长则完全会是另一码事。

许多艺伎有了旦那之后，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发生剧变，但我这种情况，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每晚我仍然和前几年一样，在祇园转悠；下午我仍然不时要出门，有时是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例如陪一位客人去医院探望他的兄弟。但是我盼望的那些变化——旦那为我举办重要的舞蹈表演，送我贵重的礼物，请我过一两天休闲时光——唉，都没有出现。正如妈妈说的那样，军人不会像商人或贵族那样对艺伎好。

也许将军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但他作为艺馆的靠山，当然是无价之宝，至少妈妈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一般的旦那，他也为我支付许多开销，包括我的上课费用、我的年度登记费、医药费等等，嗯，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或许还包括我的袜子钱吧。但更重要的是，正如豆叶所说，他那军需处处长的新职位就是一切，他为我们艺馆做的事是别的旦那做不到的。举个例子，1939年3月，阿姨得了病，我们都焦急万分，但医生束手无策。但给将军打了电话后，上京区军事医院就来了一位重要的医生，他给了阿姨一包药就把她治好了。因此，虽然将军没有送我去东京参加舞蹈表演，也没有送我珍贵的珠宝，没人能说我们艺馆没有得他好处。他按时送来茶叶和糖，还有巧克力，这在祇园都是稀缺品。当然，妈妈说战争六个月就会结束是错了，我们当时还不相信，但已经隐隐看到黑暗的日子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