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第4/7页）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