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巴顿之墓（第2/3页）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