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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领域的？”他问我，“建筑、港口还是矿井？”

“是一家香肠厂，”我小声说，“规模不大。”

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这很好，你不用解释了。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埃莱娜·格雷科女士，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我们不感兴趣？三十行够了吗？太少了吗？那我们就增多一点，六十行吧。您写完了，我们怎么操作？是您亲自送过来，还是向我口述？”

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出于对她的爱，我想写得好一些。但是，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除了我在十五岁时，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但结果很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改了又改，非常认真。但当我写完时，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我想，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我明天再去交稿吧。

第二天，我去找莉拉，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差。她嘟囔着说，我不在的时候，有些东西趁机冒了出来，折磨着她和詹纳罗。她发现我很忧虑，就做出一副开玩笑的样子，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话，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会儿。我们谈了很多，我让她平静下来，但我没让她看那篇文章。让我下不了决心的是，假如《团结报》没有采纳我的稿件，那我就不得不告诉莉拉：编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不好，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晚上，阿黛尔的电话给我了很大的勇气，我变得乐观起来了，促使我做了决定。她已经和她丈夫，还有马丽娅罗莎谈了这件事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动员了所有关系：医学界的大腕、熟悉工会的社会党教授，还有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士，她说那人有点蠢，但是个好人，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专家。结果在第二天，她为我约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不用付任何钱，而且，检查员会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厂检查。为了要回莉拉的钱，我可以去找马丽娅罗莎的那个律师朋友，就是彼得罗跟我提到过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党律师，他在尼古拉爱茉莉广场上有一间事务所，她已经问好了。

“你高兴吗？”

“很高兴。”

“你把文章写好了吗？”

“写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写。”

“实际上，我已经写好了，明天我就把它送到《团结报》去。”

“很好。我差点儿就低估你了。”

“差点儿？”

“的确是低估了。你和我儿子——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