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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

“那我应该怎么做。”

“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

“我不明白。”

“那是你不想明白，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

“我不觉得。”

“这是事实。你已经忘记了，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也没意思的考试，简直是白费力气。”

“我的课程并不是没意思。”

“你最好问问你的学生。”

“那要问那些有资格做出回答的人。”

“假如我是你的学生，你会不会问我？”

“我跟那些真正学习的人关系很好。”

“也就是说，你喜欢那些巴结你的人？”

“你喜欢那些狂妄自大的人，就像你那不勒斯的那个朋友？”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老老实实地学习。”

我一时语塞。

“因为我以前很穷，我能走到这一步，简直就是个奇迹。”

“好吧，那个男孩和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和我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很慎重地绕开了这个话题。但之后，我的怒火又上来了，我开始批评他一根筋。我对他说：“你已经让他不及格了，你再去起诉他，这有什么用？”他嘟囔了一句：“这个学生犯罪了。”我说：“他想吓唬你一下，他是个孩子。”他冷冰冰地说：“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手枪，不是一个玩具，那是七年前在洛韦扎诺警察局和其他武器一起被偷走的一件东西。”我说：“他没开枪。”他有些恼怒地说：“枪上了子弹，假如他开枪了呢？”他没开枪，我喊道。他也抬高了嗓门：“我要等着他开枪了，才去起诉他？”我叫喊道：“别嚷嚷，你太神经了。”他回答说：“你想想你自己吧。”我太激动了，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虽然我忍不住和他吵架，但我觉得，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险，让我非常担心。我说：“我是在为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担心。”他不会安慰我，让我放心，而是把自己关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写他的书了。几个星期之后，他才告诉我，有两个便衣警察找过他几次，问了他关于几个学生的事儿，而且给他看了他们的照片。他第一次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就把他们送走了。第二次，他问他们：

“这些年轻人犯罪了吗？”

“没有，现在还没有。”

“那你们调查什么？”

他把警察送到门口，是那种客气的，但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