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第3/4页）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着文学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濛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下面再啰嗦几句翻译。据村上事务所介绍，迄今翻译村上作品或已签约的已达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就我个人来说，自一九八九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时间或快或慢过去了十多年，书厚的薄的加起来已是第二十一本。仅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年来就已印了一百四十余万册，读者群已是极为可观的数字。有不算少的读者朋友来信问我怎么学的中文、怎么学的日文，甚至问我译的怎么不像日文，是不是我给拔高了美化了整容了。不用说，文学翻译不同于数学，1+2可以等于任意数。说得极端点，一百个人翻译村上就有一百个村上。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所看到的村上是我理解的村上，好也罢坏也罢，都已宿命地打上“林家铺子”印记。所谓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从实践角度言之只能是神话。

那么，“原装”村上是什么样子呢？北京师大中文系王向远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中认为：“村上的小说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点冷漠。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露，可望而不可触。翻译家必须具备相当好的文学感受力，才能抓住它，把它传达出来。”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还有一点幽默——带有孩子气加文人气加西洋味的幽默，它含而不露又几乎无所不在。我作为译者是否把这些传达出来了，读者自会评判。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乃是破译他人的灵魂与情思，是传送他人的心律和呼吸，是移建原文的氛围和韵致。始而会意，继而会心；始而见字译之，继而无字译之。“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至于我的中文水平，我一直不好意思亮出底牌：其实我刚读完初一，莫名其妙的“文革”就开始了，再没上成课，一群毛孩子望风捕影地编造班主任老师和漂亮的女班长的浪漫故事并写成大字报贴得满教室都是。后来就在乡下干农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大学又是“工农兵学员”，且被安排学日文。所受的中文教育加起来无非中小学七年语文课而已。然而整个少年时代我又的确都在做诗人梦。我对语言节奏、韵律、对仗和装饰性比较敏感，嗜书如命，即便乡下几年“蹉跎岁月”也没放弃。没书可看了就背《汉语成语小辞典》，抄《四角号码词典》，后来终于弄来一本线装《千家诗》。文学性语言似乎总能唤醒我内心沉睡的什么，使我在收工路上面对树影依稀的村落、远山璀璨的夕晖和田野蜿蜒的土路等乡间寻常景物时涌起莫可言喻的激动和不合时宜的遐想，最终也是在文学的召唤下挽起带补丁的裤管，迈动细瘦的双腿走出暗夜走出棘丛走出泥沼，带着乡间少年特有的自信和执著扑向真正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在彻底颠三倒四贫穷劳苦的青少年时代，文学或者说书是我惟一的乐趣惟一的慰藉惟一的朋友，是我的恩师以至生命的支柱。由于这个缘故，我始终对文字、文学怀有谦恭、虔诚和敬畏之情。即使催稿再急，我也要一字一句写在稿纸上，一字一句校对，一字一句抄写。不敢率尔成章，不敢初稿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