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2/7页）

问：“你是做什么的？”

右边男人问，是指挥官的声音。这声音刺激了他，愤怒像一柱红色的火从他心底腾起。不过，他没出声，而是紧绷身体，似要绷开绑缚的绳子，直到皮肤被勒得火烧一样痛才停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我是叛徒！是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家、没人信任的杂种！”不过，怒火来得快，消去亦快，他陷入绝望，低声哭了。他做出的所有牺牲将永远得不到认可赞扬吗？他将永远不被任何人理解吗？他将永远孤独无助吗？为什么非得他承受这些折磨？

问：“你叫什么名字？”

在垫子一头的男人问，是政委的声音。多么简单的问题。他张开嘴，可舌头竟僵着，说不出来，他吓得一缩。他竟忘了自己的名字？不，不可能！他给自己取了美国名字；他的越南名字，是他母亲，世上唯一理解他的人，给他取的；他的父亲根本没想过给他取名，从不叫他儿子或名字，即便在课堂上，也只叫他你。不，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谢天谢地，他终于想了起来。他活动僵在黏黏舌槽中的舌头，大声说了出来。

政委说话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对。医生，我看，有必要给他注射血清。”听这话，左边男人应道：“很好，照您说的办。”医生从背后抄出手来。他的两只戴着齐肘的白色橡胶手套的手，一只拿着一颗步枪子弹大小的一次性用量针剂瓶，另一只拿着注射器。他很麻利地用注射器从瓶里抽出一种无色透明液体，蹲到病人身边。病人开始发抖，扭动身体。见此情形，医生说道：“反正要注射，你要是动来动去，情况只会更糟。”这话让病人安静下来。针扎在病人的肘窝，虽然刺痛，但几乎让病人松弛。这是不同于恍惚欲睡的感觉。不过，只能说“几乎”，而非真正彻底松弛。“求求你们了，”他说道，“把灯关上。”

政委说道：“灯绝不能关。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必须‘看见’？”指挥官哼哼道：“他永远看不见，哪怕亮上世界上所有的灯，他也看不见。他地下生活过得太久，成了睁眼瞎！”“好了，好了，”医生拍着病人胳膊，对他们说道，“讲科学的人必须做到永不绝望，至少，在给一个人的思想动手术时，不可绝望。我们看不见也触摸不到他的思想，要做的就是让病人一直醒着，以此帮他看见自己的思想，直到他能像别人观察他那样观察自己。这非常非常重要。要知道，我们一方面最了解自己，一方面又最不了解自己，好比把鼻子紧贴书页，书页上的字就在眼前，可就看不清。要想看清字，眼睛须与书页拉开一段距离。因此，我们要能把自己一分为二，使两者隔开一段距离，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看见自己。这是我们实验的实质。为此，我们还需一样工具。”医生指着地上一个棕色皮革背包。病人之前没有注意，但是，此刻一见背包，就知道它的用途：一部军用战地电话机。见到这种电话机，他又开始微颤。“苏联人给我们提供了血清，用它可有助于我们让病人说真话。”医生说道，“这样东西呢，是美国人的。注意到病人眼神吗？他记起了以前在审讯室里见过的情景。不过，我们不会用电线把他的奶头、阴囊跟电话发电机上的蓄电池一端连接。我们要做的是，”医生手伸进背包，拿出一根黑色电线，“把这个夹住一根脚趾。我们不用摇柄，否则电量太大。我们不要痛苦，不要折磨，要的只是刺激他，让他醒着。因此，我调小了输出电量，用电线把电话机与这个连起来。”医生举起一块手表，“秒针每转过十二点，便会有电流通到病人脚趾。电量小，刺激时间短。”

医生选了病人一只脚，解开裹住它的里面有填充物的麻布袋。病人抻着脖子想看医生用的设备，可头怎么抬、脖子怎么抻，也高不到哪去，自然看不仔细，仅见连着脚趾与背包的黑色电线。医生早先已在背包里换上手表。“六十秒计时，诸位。”医生说道。嘀嗒……病人等着秒针转过十二点时击向他的电流，紧张得身体微微发抖。他目睹过类似情景：实验对象每次被电击，会发出凄厉惨叫，痛苦地抽搐扭动。经过十次最多二十次电击，他的双眼便像陈列窗里动物标本的眼睛，只映出玻璃的反光；人活着，却看似死了，或者说死了，却看似活着。克劳德曾带训练班学员实地观察并实验这种审讯。他预先警告：“谁要是嘻嘻哈哈，或不停摇动摇柄，我会一把拽开他。开不得玩笑。”病人还记得，当克劳德没要求他摇动摇柄时，如释重负。看着实验对象被电击得抽搐痉挛，他也吓得一抽。他很想知道，这种电击是什么感觉？如今，他竟成了实验对象。秒针滴答转动，他淌汗，簌簌发抖。秒针转过十二点，一股静电猛地击来，刺激得他身体腾起。倒也不疼，但着实吓得不轻。“看见了吗？完全没有伤害。”医生说道，“只要不断换着脚趾夹电线，连烧灼印都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