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5/11页）

本着同样的说教精神，佩索阿所写的《对不幸的已婚妇女的忠告》带来了更匪夷所思的结果。他告诫失落的妻子通过“在与B男媾和的同时想象与A男的性高潮”来对丈夫不忠，通过“做这些事情的最佳时间是在生理期前的那些日子”来进行实践。

按照佩索阿自己的说法，他的禁欲（他去世时可能是处男，尽管没有得到证实）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他显然在设法为《不安之书》做出解释。他在文章里坚称，我们不可能占有别人的身体，在二维空间里的爱具有优越性（为栖居在画里、彩绘玻璃和中国茶杯上的情侣所喜欢），他还鼓吹放弃和禁欲主义美德。诚然，这本书里充斥着宗教词汇，尽管佩索阿宣扬神秘主义，也许除了信奉自己，他什么神也不信奉。（他在《对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有效的做梦技巧》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就是上帝”）。

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针对通用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存在主义关怀，它颠覆了《不安之书》的最初计划。在通用层面，由于《不安之书》的作者“属于这样一代人，继承了对基督教的不信仰，从而也不信仰其他宗教”。“因此我们离开了，每个人对他自己而言，在孤寂中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这一代人的迷惘感很快就转变成对身份和意义的个人追求（第306篇）。佩索阿的内心生活——记录在“自传的片断”、“世界末日的感觉”和有标题或没标题的类似文章里——占了不少篇幅，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佩索阿发现，这个计划从他手中滑落（即便他事实上已紧紧抓住了它），因为在另一封写给科尔特斯·罗德里格斯的书信中，他写道，《不安之书》这本“病理学作品”在“杂乱地、艰难地”撰写中，这似乎符合书的本意。

因此，佩索阿继续写下去，在各类文章的开头随手加上“不安之书”的标记，有时把它当做事后的想法，或者添加一个问号以表示疑惑。《不安之书》——永远处在踟蹰、不确定和过渡中——是罕见的作品之一，它的印版和字体彼此映照出对方。佩索阿总是打算将各类手稿和打印的书稿润色定稿，却从来没有勇气或耐心去做这个工作，佩索阿不断添进材料，文稿已达到一定数量，使他难以掌控。除了后期象征主义的天马行空和日记体的感言，佩索阿将格言、社会学观察、美学信条、神学反思和文化分析加入到书中。他甚至在给母亲的书信副本上也加上“不安之书”的标记（附录二）。

尽管佩索阿有很多写作出版计划，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音讯》（他自己出版过几部英文诗集）。佩索阿如此沉迷于写作和制定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希望渺茫的商业冒险和作品的出版——以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将这些作品整理成书出版。或许因为太过沉闷，以致他不能思考。没有什么比《不安之书》——佩索阿作品世界的大混乱中的小混乱——更能阐明问题之所在。但是，正是这种至高的无序赋予了这本书以独特的伟大。就像一座宝石未打磨和雕琢的宝库，这本书能够在无限重组中排列和重新排列，恰恰要感谢这种没有预设的秩序。

没有什么作品像佩索阿的作品一样如此紧密地互相作用。如果贝尔纳多·索阿雷斯说他的“心灵之水流尽，像一个坏掉的桶”（第154篇），或者他的精神生活像“被掀翻的桶”（第442篇），那么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则宣称“我的心灵是往外倒水的桶”（在《烟草店》里），而把他的思想比作“倾覆的桶”（在写于1934年8月16日的一首诗里）。如果索阿雷斯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人的爱更令人痛苦”（第348篇），那么里卡多·雷斯的颂歌（写于1930年11月1日）则坚称“爱我们的爱，同样用欲求压迫我们。”当那个助理会计渴望“能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事物，不是对生活的玄秘的预示，而是现实的直接表现”，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阿尔伯特·卡埃罗，他频频写诗赞美事物的直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