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9页）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