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第3/7页）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准备离去。他提到他还有约会，身上散发出新钞票和懒散的气味，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下台阶，大摇大摆地朝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走去。伊娃注视着他们，看着他的后颈和双肩。在那闪闪发光的衣着之下，她看到了他藏在脖颈间的失败和端着肩膀的不自然的紧张。不过她还不大能确定她的感觉。随后他探身向前，对穿一身绿的女人咬起耳朵。女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扬起头来放声大笑。那种大城市人才有的尖声大笑让伊娃想到了芝加哥。她像被大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这时，她才明白她是什么感觉。一股恨的激流在她胸中涌起。

意识到自己对波依波依的恨将深切而经久不衰，伊娃心中反倒充满了一种欣喜的期待，就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就要与某人坠入爱河时等待着种种幸福的迹象。心怀对波依波依的这种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或强化自己、保护自己不受日常侵蚀，便能从中得到安全感、刺激和持续的可能。（有一次，当汉娜责怪她仇视黑人时，伊娃回答说她只恨一个人，那就是汉娜的父亲波依波依，正是由于恨他，她才活得有声有色、高高兴兴。）

不管伊娃的日子是否过得高兴，在波依波依造访以后，她就不再走出卧室，逐渐把这座房子的底层留给住在那里的人们。住在楼下的人也各式各样，有路过的亲戚，有流浪汉，还有许多新婚夫妇，她不但让他们租住，还让他们自己管理家务；一九一○年之后，她根本不愿意走下楼梯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为了点火，冒出的烟味在她的头发里好几年都没有消散。

这座又大又旧的房子里居住的房客中，有伊娃收养的几个孩子。她的选择标准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之上。她派人去接来的那些孩子要么是她在卧室阳台上看到的，要么是从到她这里来玩跳棋、读《信使报》或是选彩票号码的爱嚼舌头的老头们那里听到的。一九二一年，她的外孙女秀拉十一岁时，伊娃已经收养了三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戴着粗呢帽子，用的是他们的母亲、外祖母或别人起的名字。伊娃把帽子从他们头上一把抓下来，无视他们的名字。她仔细打量着第一个孩子，察看了他的手腕，研究着他的头形，还从他的目光中揣摩着他的禀性，然后开口说：“来吧，看看杜威。哎哟哟哟哟。”那年的晚些时候，派人从街对面接来一个经常从门廊上摔下来的孩子时，她又说了一样的话。别人提醒她：“可是，伊娃小姐，你已经管之前的孩子叫杜威了。”

“那又怎么样？这个就算老二吧。”

第三个孩子被带到她家时，她还叫他杜威，于是人们都认为她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名字来了，要不就是她的聪明才智终于耗尽了。

“别人该怎么区分他们呢？”汉娜问她。

“有什么可区分的？他们都是杜威。”

汉娜的问题听起来并不那么必要，因为每个杜威的外貌都和另两个相距甚远。杜威老大是个肤色深黑的男孩，脑袋挺漂亮，眼睛由于慢性黄疸而呈金黄色。杜威老二肤色较浅，周身长满雀斑，还有一头浓密的红发。杜威老三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身巧克力色皮肤，头上留着乌黑的刘海。再说，三个孩子分别差一两岁。不过，鉴于伊娃经常会说“叫一个杜威出去给我买点加里特牌奶油，要是没有，就买毛茛牌的”，要不就是“过来啊，你这个杜威”，还有“给我叫一个杜威来”，汉娜的疑问不无道理。

慢慢地，几个孩子都从被母亲或别人抛弃时的蚕茧中爬了出来，接受了伊娃的观点，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杜威——三人合在一起，成了使用一个复数名字的三位一体：彼此间不可分离，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爱任何东西、任何人。有一次冰箱的把手掉了，三个杜威全都挨了抽，他们眼中没有泪水，一声不吭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把屁股高高撅起让人鞭打。到了黄眼睛杜威该上学的时候，他非要跟另外两个一块儿去不可。那年他七岁，雀斑杜威五岁，而墨西哥杜威才四岁。伊娃的解决之道是把他们三个统统送去上学。巴克兰·里德先生说：“可那个小的才四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