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第3/9页）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