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案

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将这最后一案写下来，同时也记录下我的天才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自从“血字的研究”，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直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正是由于他的介入，非常肯定地讲，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因此被控制住——尽管我写得不是很连贯，而且我本人也深深感到我的描写过于苍白，但是我仍然尽我所能地将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如实记载下来。本来我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不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的。

两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惆怅的心情一点没有减退。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公开发表了几封信，信中的内容完全是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这个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只好将事情的真相如实地公之于众。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了解全部真相的人，而我确信时机已经到了，如果再保密下去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根据我的了解，报纸上对这件事情只报道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的《日内瓦杂志》上；第二次是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上；而最后一次就是在我刚刚提到的几封信上。第一次报道与第二次报道过于简省，而最后一次，就像我要指出的，其中的内容完全是歪曲事实。看了这样的报道以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莫里亚蒂教授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一些详细的事情告诉给所有的人。

读者大概还没有忘记，自从我结婚并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与我之间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些疏远了。

虽然当他在调查中一旦需要有个助手的时候，他仍然会来找我，但是，我仍然发现，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我不经意中发现，在一八九〇年，我仅仅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的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从报上的报道我得知福尔摩斯受到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而我也接到福尔摩斯寄给我的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出的，另一封是从尼姆发出的，因此，我猜他也许会在法国逗留一段时间。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晚间，他竟然走进我的诊室。而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平日更加瘦削、苍白。

“实际上，连日来我把自己弄得有些不堪重负了，”当他看到我的时候，还没等我问他，他就抢先说道，“最近我确实有点儿吃紧。哦，你不反对我现在先关上百叶窗吧？”

这时，我的桌子上摆着我用来阅读的那盏灯，而这也是室内唯一的用来照亮的东西。福尔摩斯顺着墙边走过去，轻轻关紧了两扇百叶窗，并把插销插紧。

“你是在害怕什么吧？”我出口问道。

“对，我很害怕。”

“怕什么？”

“怕气枪袭击。”

“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华生，我想你对我的了解是不同于别人的，你知道我真的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假如你都已经发现危险临头了还否认有危险，那是不是就是有勇无谋呢？现在你能给我一根火柴吗？”福尔摩斯点燃香烟，他好像很迷恋香烟的那种镇静作用。

“非常抱歉，这么晚过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但是，我仍然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就从你花园的后墙翻出去，以便离开这里。”

“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仍然一头雾水。

福尔摩斯把手伸了过来，借着灯光，我发现他两个指关节已经受了伤，而且还在出血。

“你看，我说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福尔摩斯笑着说，“这是确实存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啊，对了，你的夫人在家吗？”

“她出去和朋友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