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第5/8页）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郎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郎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赵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势一开始对赵佶不很有利。但这时一个叫向太后的女人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艺术有着某种相通，她欣赏赵佶的才华。我们大致还记得，就是这位向太后，以前对苏东坡也是很不错的。在元符三年的这场风波中，向太后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把艺术家的赵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经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东坡。把这两件事并列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但作为当事人的向太后，却是出于相当真诚的动机，她或许希冀把一种清朗洒脱、带着激情和灵气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

赵佶上台后，章惇即被辗转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这是预想中的事，谁当皇帝本是赵室的家事，你去掺和什么呢？但他对赵佶的评价却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评价是：赵佶轻佻。

轻佻是什么意思呢？章惇是官场人物，他口中的“轻佻”自然带着一种政治色彩，大抵是指不负责任、感情用事、缺乏政治头脑和深谋远虑吧。当然，这中间也应包括对文学艺术的过分痴迷。但赵宋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朝，这话章惇不好说，只能用“轻佻”一言以蔽之。章惇显然意识到，一个整天沉湎于艺术感觉和笔墨趣味的皇帝，对国家未必是幸事。

赵佶是以改革家的面孔出现在政坛的，他觉得王安石实行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很有诱惑力，把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室，何乐而不为呢？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废除了向太后摄政时定下的“建中靖国”年号，这个年号太沉闷，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一番改革大业，岂能满足于“靖国”的小安稳？于是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尊崇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也。旗帜打出来了，很好！那么就着手改革吧。首先是废黜旧党（章惇虽然不是旧党，也照样在贬黜之列）、起用新党。风流人物蔡京就是这时候脱颖而出的。有了蔡京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赵佶可省心多了，他乐得整天钻在深宫里，今天画一对鸳鸯，明天填一首新词，或心血来潮，出一个别致的题目：“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令汝窑的工匠们烧出一批上好瓷器供自己玩赏。在这些方面，他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于改革的事，让蔡京去干吧。

蔡京的改革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敛财的目的，一是供皇上挥霍，二是让自己从中贪污。如果说赵佶的挥霍还带着某种艺术色彩的话，蔡京的贪污则完全是一种动物性的占有欲。光是一次征辽，数十万禁军的衣甲由他批给一个姓司马的成衣铺承包，从中拿的回扣就很可观。至于卖官衔、卖批文、卖人情、卖宫闱秘事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改革了四五年，“改”得蔡京家里的厨师有人只会切葱丝而不会包包子，半碗鹌鹑羹要宰杀数百只鹌鹑，一个蟹黄馒头价值一千三百余缗。皇上便宣布改革取得了洋洋大观的成果，又把年号改为“大观”，公开摆出了一副高消费的架势。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营造艮岳正是“崇宁改革”和“大观消费”的一项标志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