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2/3页）

洗碗工与此相似。比起人力车夫和矮种马，他可称得上是国王，但他的情况与前两者类似。他是酒店或餐馆的奴隶，可他所受的苦役其实是无用的。因为，毕竟，大酒店和高档餐馆到底有何存在的必要之处呢？它们应该提供奢侈享受，但事实上它们提供的只是对奢侈享受的一种廉价劣质的模仿。几乎每个人都讨厌住酒店。有一些餐馆会好一点，不过要在餐馆，花一样的钱，吃一顿像住家菜一样好的饭是不可能的。无疑酒店和餐馆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们没有必要让几百人成为奴隶。酒店和餐馆的工作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定的，而是由代表奢侈享受的假象而定。所谓的“高档”，事实上仅仅意味着员工干的活更多，顾客给的钱更多。没有人得益，除了老板，他马上就能在多维尔[3]买一套别墅。基本上，所谓“高档”酒店，就是一个有一百个人累死累活，好让两百人为并非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破费的地方。如果酒店和餐馆不搞那些无聊的玩意儿，干活干得有效率一点，洗碗工可能每天只用干六到八小时的活，而不是十五个小时。

假设我们都认为洗碗工干的活几乎毫无用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人想他们继续干活？我试图撇开直接的经济原因，探讨一下人们想起有人以洗碗碟为生时会产生何种快乐。因为毫无疑问，人们—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想到这点确实会感到惬意。一个奴隶，如马库斯·加图所说，除了睡觉就应该干活。他干的活是否有必要并不重要，但他必须干活，因为干活本身而言是好的——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这样。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还堆出一大座无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这种让无用工作永存的本能，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出于对氓流的恐惧。氓流是一群低等动物（他们是这样想的），一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空思考比较安全。一个心直口快的富人，如果恰好被问到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时，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知道贫穷不好过。事实上，既然贫穷离我们如此遥远，我们很愿意被贫穷的不快困扰，但别指望我们会为此做什么。我们同情你们下层阶级，就像我们同情一只长疥癣的猫一样，但我们会拼命反对改善你们的工作条件。我们觉得维持现状更安全。目前的状况让我们很舒适，我们不会冒险给你们自由，即使是每天一个钟头的自由也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显然此后你们必须流血流汗，才能让我们有钱去意大利。你们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特有的态度，你可以从上百篇文章中读到。有修养的人很少一年收入少于（大概）四百英镑，他们自然会站在富人那边，因为他们认为给予穷人任何自由都会威胁他们自身的自由。一想到可怕的马克思式的乌托邦[4]会成为现今社会的替代品，受过教育的人便宁愿维持现状。他们也许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富人同侪，但他们认为，即便这些人中最粗鄙的，相较穷人，还是没那么危害到他们的舒适感，所以他们还是支持有钱人为妙。正是因为惧怕假象出来的、会带来危险的群氓，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的想法都很保守。

对群氓的恐惧是一种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基于一种想法：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难以解释的根本区别，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如黑人与白人。但事实上，这种差别并不存在。许多富人和穷人只是靠收入多少来划分界限，别无其他因素，普通百万富翁与穿上新西装的洗碗工没什么两样。换换位子，换换角色，猜猜谁是法官，谁是小贼？任何一个混在穷人堆里的人都很容易回答。但那些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从没有与穷人一起生活过，凭什么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了解贫穷呢？我有一本维庸[5]的诗集，编辑竟然认为有必要为“只能看看看窗台上的面包”加上注解“饥饿与受过教育的人的经历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