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提问（第5/8页）

说到文章，你一提这问题，我脑子里就有一比：我和陈村是那种油全浮在水面上的，阿城，是那种油全撇开只留下一汪清水的。论聪明，这个不好说谁更聪明；论见识，阿城显然在我辈之上。谁像他那样十年都在世界上跑，而且现在还在跑，这在文章中就显出来了。我看去年他在《收获》开的专栏，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同时在上面开专栏写“霜天话语”的余秋雨跟他一比，就显出力纯，不过是一些世故的话，家常看法，不说也罢。

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幸亏如此，给我们留下了活着的空间。

何：除了小说之外，你平时比较爱看的都是什么书？你现在还看不看什么报纸和杂志？如果看，你比较欣赏哪一类或哪一家报纸杂志？

王：看什么书就别说了。杂志还是主要看文学和文艺类的，流行杂志抄上了也翻翻，不太过脑子，除非那上面有人写出特别恶心的文章才注意一下。有些女的，情调实在是不健康，风花雪月我们就不说什么了，老是顾影自怜是不是也该换换样儿了？报纸最近比较爱看足球类的。我也不是球迷，也不太看比赛，但最近发现足球报纸很好看，一帮糙爷们儿，脾气都不好，有点事儿就在上面开骂。倒是比文艺类报刊少很多曲里拐弯，有话直说，大概是我们国家最少避讳的一个领域。有时需要看看痛快的文字，否则，时间长了还以为中国人都不会说人话呢。

何：我和好几位作家说起报纸和杂志，他们都对这些新闻或文化快餐没多大兴趣，甚至有的作家对报纸和记者根本就瞧不上眼，你个人是怎么看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

王：跟哪儿都一样，有好的有次的。总体水平不高，但又不是你们一家不高，咱们不是发展中国家吗？除了乒乓球和武术，哪一行水平都不高，各自提高吧。

何：大概是在《编辑部的故事》火起来之后，你好像就把写小说暂时给撂下了，那你当时是写不出来了，还是有意放下不写了呢？

王：这个好像在别处说过，不止一次。是写不出来了。本来想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四十岁以前说尽所有的话，之后换一个活法儿，好好享受人生。没戏。所以至今又，那叫什么来着——重出江湖。

何：在你的新小说即将出版之前，华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你的一本自选集，在这本书的前面，你写了一篇挺长的自序，我最早是在书店里边站着看完了它，当时觉得挺好，就买了你的自选集。可后来回家再细一读自序，就又觉得不好了，我感觉你好像在就关于你的小说的争议想论什么道理，而且行文和你以前写作一贯的流畅很不一样，我觉得好像有些滞涩。我以为你写的小说，看懂的也就看懂了，喜欢的也就喜欢了，但如果那些根本没想看懂或根本不想喜欢你的小说的人，你是怎么也和他们谈不通的，因为彼此完全不同也就根本无法沟通。那么，你那篇自序的目的，是想和别人还是想和自己说清些什么道理？

王：是想和别人也想和自己掰扯掰扯。这个事儿我也没准主意，一会儿是你那种思路，就让他们锁在他们的偏见和无知当中吧；一会儿又想，难道中国人之间真不具备起码的互相沟通的能力和那种彼此容忍的气量？写那个自序时，我正准备写眼下这部小说，重新面对文字，我有一个怀疑，对文字的怀疑。过去写的小说引起那么大的歧义，是不是中国语文本身不严谨，多音多义所致？这涉及我使用什么风格书写自己的新故事。过去我是推崇简白流利的，能用对话表现就不另外叙事和心理描写。这样写显然会出现这种效果：看懂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似懂非懂，当成别的。特别是用北京话这种一个地方的方言写作，淮河以南的读者很难领会那只言片语中的确切所指，发生误读也就怪不得人家。那就能因此把人家当傻瓜吗？这两年无事，有时我也想想跟人家冲突争议的起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态度蛮横，以无理对非议。很多人开始是在讲理，对错不管他，谁会全对呢？谁又会全错呢？譬如“痞子”，这命名很准确，我觉得不对那是我不自知。老实讲，直到那个自序写完我才心领了这一称谓，不以为耻。想起一再与人争辩，指斥人家不懂人话，告人家我们这里痞子是有专指，也觉得自己迂阔。毕竟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又不是给你写鉴定，人家当然可以引申出去，甚至言在此意在彼，本来也是借你说其他，又何苦笑人家言不及义。我也想起自己当时的用意，也是意在借争议炒作，也不是很光明正大，我个人在这里也有搅浑水的做法。所以在出我过去作品自选集的时候，我有摆出一副讲理的架势的内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