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旷野

无论生与死,托尔斯泰都同俄罗斯大旷野有关。

大旷野在索菲大教堂之外,玛丽亚剧院之外,夏宫和冬宫之外,甚至涅瓦大街之外。在大旷野里,再高大的乔木也会因无边的开阔而变得卑微,到处是灌木林,沼泽,无所谓枯荣的丛草。大风雪以最直接的方式施行暴虐,阳光那么稀少;夜色深浓,星子分外苍白而迷茫。猛兽到处存在,更多是温和的动物,它们常常以惊怯的眼睛向四方窥伺。鸟雀在这里筑巢,做飞翔的梦,不时死于同类的膏吻而血洒平芜。大旷野人迹罕至,唯做成油画进入城市沙龙,编成教科书进入学院,制成各种公文进入宫廷,从而显示不容忽视的浩大的存在。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朝野,说的就是大旷野,一种与官方相对峙的民间力量。俄罗斯大旷野辽阔、浑厚、丰饶,充荡着一种清纯而辛苦的气息。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人们,竟为这气息所魅,以“到民间去”相号召,汹涌一时。

托尔斯泰秉承了大旷野的血脉。可是,这位拥有数百个农奴的伯爵,在庄园的雪白的栅栏内,却是再也找不到他想念已久的故园了!

俄狄浦斯情结,牢牢地抓住了他。

一天,他对着镜子端详良久,嗫嚅道:“不像。”由于失去了母亲,无法像终年劳作的贫困的兄弟那样生活,便使他一生陷入无间断的追究、忏悔和自责中,挣扎着不得安宁。他曾经这样对一个青年流放者说:“你多么幸福,你为自己的信念而受苦。上帝没有赐给我这种幸福……”这位头号傻子,颠僧,完全把人世间关于幸福与不幸的概念弄颠倒了。

他开始拯救自己。

所谓拯救,其实是自行破坏,即俗人之所谓“自作孽”。他极力放弃属于贵族地主的特权,宁愿接受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折磨。他穿农民一样的衣服;吃荞麦粥和喝白菜汤,做素食主义者;戒烟、酒,把烟草当作奢侈品,禁绝多年的打猎习惯。他亲自下地,锯木材和劈木头,用镰刀或者别的工具干活;犁地成了一天中最愉快的享受。大约在他看来,令人憎厌的劳动是一桩善而且美的事情罢?他的哥哥在信中说他“老是尤凡化”,便因为他常常模仿一个名叫尤凡的雇工的动作,包括扶木犁的姿态。——可笑的是,这已经不是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了。

这些劳动者,品格高尚却出身卑贱。他们像牲口和农具一样同属于主人,反复耕作,收获的仍是饥饿、疾病和灾祸。自由和尊严都是主人的事。公正的法律唯有保障他们领受惩罚,从纳税直到鞭笞、关押和砍头。《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托尔斯泰给自己,同时也给有身份的人出了一个颇难解答的题目。他说:“我用我的整个存在了解了,在莫斯科存在着成千上万那样的穷人,而我和成千上万别的人,却吃牛排和鲟鱼吃得太饱,用布匹和地毯来覆盖我们的马匹和地板,这是一种罪恶——不管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会怎样说它们是必需的——是一种不只是犯一次,还是不停地在犯着的罪恶……”他不能容忍自己所过的生活,犯罪般的可诅咒的生活;虽然有时也寻找过合理的根据开脱自己,然而,主要看见家里或任何别的客厅,任何摆得整齐干净的餐桌,或是配有保养很好的车夫和马匹的马车,乃至商店、剧院、集会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愤怒。他的目光总是从个人自由那里滑过,霰弹般覆盖在社会正义等问题上面。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他所关注的也是整整一条横系俄罗斯的锁链——农奴制,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环节。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惊人的差异,强烈地吸引着他的心灵。他认为,他对不幸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因为他参与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有一次,一位出身城市的朋友向他解释说,不平等是城市里最自然的现象,他立刻挥动胳膊,搏斗般地叫喊道:“一个人不能够那样生活,不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