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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系列中，您是以年轻诗人的眼光在打量“从前诗坛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您“发现”了什么？之前是否担心过“认可度”的问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这些感想也曾在《诗歌史》第二部的后记里表达过——

其一，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两本“诗歌史”虽然没有关于北岛的专文，但北岛的形象无处不在。其二，“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当今诗界最显眼的现象。最近二十年，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这个事实既令人振奋也令人悲哀。振奋的是文坛出现了一批真正懂得诗歌的批评家，悲哀的是，“诗人评论家”的批量出现，正好反衬出时代对诗歌的冷漠！其三，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

对于读者对我所写的诗人的认可度，最初我是毫不担心的，但是，《诗歌史1》出版后，我的信心有所动摇。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我的第四个感想是：人们对现代诗歌成就的认识仍然不够，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

从你的《诗歌史》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诗人在人们心目中不亚于今天的影视明星，但在今天，却有人认为诗歌已经“边缘化”，您对此有何看法？

诗歌“边缘化”，既正常，也不正常。说它正常，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选择性空前增大，不再像以往那样除了读书就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了。选择性多了，诗歌所占的份额减少，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不仅是诗歌，整个文学作品都如此。说它不正常，是因为从文学整体受到冷遇，证明了这个时代内心浮躁者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耐心从一首诗里寻找言外之意，他们喜欢肥皂剧、电脑游戏，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诗歌本身就是一项挑选读者的高级娱乐，因为它的难度和高度，不可能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诗歌大爆炸”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诗歌”都算不上诗歌，当时诗人们陷入一种自由的写作狂欢之中，很多作品，无非是文字游戏而已，于是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而现在，诗人们在创作时基本上懂得自律。“做游戏”的机会少了，“诗坛”自然就没那么热闹了。

很多人也会好奇，诗歌是否还有“重振江湖”的一天？

应该不会了，诗歌只会越来越孤独。除非世界大战爆发，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消失，人类生活又从原始社会开始。比如，最近十多年来，除了汶川大地震期间诗歌有“重振江湖”之势，其他时间，走势还是相当平缓的。

诗坛精英的成长史或心灵史与诗歌的“潮起潮落”又有怎样的联系？

诗歌的“潮起潮落”与时代变迁有关，也与代表性诗人的出现有关。前者暂且不讨论，单说诗坛精英对诗歌生态的影响。我觉得，一个时代的诗歌繁荣与否，与诗坛是否热闹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这个时代贡献出了多少个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文本。比如20世纪80年代，诗歌为什么繁荣，那是因为几乎每年都有震动人心的作品出现，比如《回答》、《致橡树》、《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尚义街六号》、《静安庄》、《玻璃工厂》、《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很多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同年份出现的。而现在，我们只看到“人”，却不知道有什么“诗”。我为什么写《一个人的诗歌史》，除了向优秀者致敬，更是希望通过对优秀者的成长史和心灵史挖掘，让我们再次缅怀一个虽然算不上伟大但却充满了可能性的时代。所以，很多读者仅仅把目光盯住我的作品中的“揭谜”部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最想写的是文学精英在一个时代的遭遇，从而反衬出这个时代的光荣与辉煌、污浊与荒谬。一句话：我写的是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