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出现」的柏杨

朱洪海

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

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