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名誉的女祖先案（第7/9页）

这使我感到惊慌。自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夜开始，我从来都没有错过一个电话。我把所有的电话全都接起来了，哪怕明知是诈骗分子打来的也不例外——因为任何一个电话都有可能以某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解决我父母的那起悬案。即使我已经采取了帮助进入睡眠的措施，只要电话响起，我还是会立即醒来。但我没听到他的电话。

这让我惊慌失措。我简直想要马上飞回罗马去了。

我没有告诉他关于那个盒子的事，不过我已经把它放进硕大的钱包里了。我想要仔细思索一遍这个故事。我没喝过咖啡，没洗过澡，甚至都没有刷过牙。在这座寒冷的房子里并没有自来水可用。我知道英国人一般都比较礼貌并且拐弯抹角，但我以美国式的直率询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他把我带到了福尔摩斯信托的办公室，那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这里的装饰之中有很多都是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家具，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沙发以及加了软垫的椅子等等，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住宿，里面甚至有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床。那里的人都很乐意帮助我。然而，没有人提到我的父母，我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吃了一个牛角包，喝了咖啡之后，我终于向他们展示了那个盒子。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得让希普利看一看。”他们一直反反复复地说着。最终，基姆向我解释，威尔·希普利是大英博物馆中福尔摩斯展区的策展人，并且此前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玛莉·霍尔德的生平，将此视为某种业余爱好。他原本就在他们想让我与其见面的人员名单上。

一小群福尔摩斯信托的员工和基姆还有我一起步行去往博物馆，那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化得多。福尔摩斯展区面积广阔，里面的藏品包括车厢、房间内部模型、斗篷、大礼帽、猎鹿帽、手枪、一根暗藏着险恶匕首的手杖、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无数的放大镜片、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JHW(2)的医用手提袋，以及那只福尔摩斯用来放烟草的波斯拖鞋。

基姆敲了敲一扇门，门上的铭牌标注着：威尔·希普利，助理馆长。随后不久，我就将盒子及其内容交给了一位年长一些，但仍然很英俊、穿粗节灰色毛衣和黑色羊毛裤的男人。在他检查我带来的东西时，蓝眼睛闪闪发光。我没有告诉他关于哭声和幽灵的事。我仍然不知道那些事是否真实发生过。我一直在告诉自己，那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盒子，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当我几千次地祈求宇宙告诉我关于我的父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回应呢？

我把颤抖的手揣进口袋里，并且说我很冷，基姆向我保证很快就会有热茶送来。

威尔·希普利戴上洁白的布手套，用两只手拿起每一封信和那份剪报，就好像它们像玻璃一样脆弱易碎。在我的想象中，罗马警方在筛选他们从我父母被杀的那条小巷里找来的各种碎片时也一定是如此极为严肃的。我去过他们的实验室。我看过他们拍的照片。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从不生气。他们用他们那意大利式的深情眼眸看着我，说他们没有新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是多么遗憾。

“一个行李箱！”希普利惊叹道，“露西·帕尔·普洛斯珀拿到了玛丽·霍德尔的行李箱。”

当我的父母被杀害时，我也曾面向大众发出请求，征集有用的线索：徒劳无功。但是福尔摩斯信托拥有巨大的数据库和全球的联系人。夏洛克·福尔摩斯备受爱戴。

一个星期过去了，哭声和阴影都没有再出现，但我还是每晚住在费尔班。等待，希望，就像我生命中此前的那几年一样。基姆、威尔，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全都高度兴奋，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欢快地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宝物。我同样感受到他们对于我的深切期待：他们在等候着我做出一些关于那所房子的未来计划，并且告知他们。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已濒临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