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第5/7页）

把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让他感受与承受双重的精神暴力，正说明了作者对现代政法机制的“精神暴力”的严重关注。只有二十世纪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二十世纪的加缪不是生活在饥饿这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的十九世纪，他不会像雨果那样在一块面包上写出冉·阿让的十九年劳役，他只可能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样，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他让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物成为作品中的感受者与承受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刻理解，也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情关怀。

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居于作品的中心作为厄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人道主义怜悯与同情。如果默尔索是一个感情殇滥、多愁善感的人，他面对厄运的种种感情反而会显得虚夸、张扬、浅显，但默尔索的性格内向，情态平淡，他在厄运之中，在死刑将要来到之时的感受因此就显得更为含蓄深沉，更具有张力。要知道，夸张与过分是喜剧所需要的成分，而蕴藏，敛聚、深刻才是悲剧的风格，默尔索的感情表现状态正是如此。在《局外人》中，作者描写默尔索在法庭上有如五雷轰顶的感受；从法院回监狱的路上彻底告别自由生活的感受；以及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感受，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自然实在的内心状态，这些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至今已成为二十世纪文学中心理描写的经典篇章。

当然，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会在作品整体中起这种或那种作用，给作品带来这种或那种效果，剩下来还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别。我们已经指出，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甚至可以说，他身上那种全然不在乎，全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在充满了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的现代社会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对这个人物仔细加以观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轴、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后来，加缪又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作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词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4]。在加缪自己对这个人物作了这些肯定之后，我们再来论证这个人物的正面的积极的性质，就纯系多余了。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根据加缪的好友罗歇·格勒里埃所写的加缪评传中的记叙，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主要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彼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他不仅对加缪，而且对法国二十世纪另一个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荷兰大作家埃迪·杜·贝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均有深刻的影响，罗歇·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5]，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6]。